编者按

　　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取得突破，并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时值《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本刊选登3篇文章，集中就白话文及其运动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发表于1918年4月第四卷第5号《新青年》杂志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小说，也是鲁迅先生在“铁屋子”中的第一声“呐喊”。小说石破天惊的“吃人”的指控和“救救孩子”的深沉呼喊，写实与象征结合的表现形式，使其迅速成为“文学革命的实绩”，其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深广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系统改造的百年工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分裂和冲突是当时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心理现实的一种隐喻，这种分裂和冲突在小说的叙述上表现为以白话写作的正文和文言的小序。同一小说的这两个语言迥异的部分，在意义上也是互相颠覆，彼此解构。这也许表明了鲁迅对文言和白话，对语言和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与态度。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分立冲突

　　白话和文言的分立、冲突、交错发展是中国语言、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狂人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宣告了这一历经千年的过程走向终结，宣告了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文言作为一种沿用了两三千年的书面语言，如王力先生所说，“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古代汉语·绪论》)。对先秦口语的加工形成了最初的文言，这种加工的出发点可能如周有光先生所说：“古代书写工具笨拙，书写十分费劲，下笔省略，注重简洁，是必然的。”(《白话文运动八十年》)后来历代文人过度强调继承性的模仿和美化又使之成为一种距不断变化的口语越来越远的、人为的、定型化的书面语。作为殿堂、书斋中正统文化传承的言述方式，它的“美”和“难”，它和日常口语的距离，使之可以保证其所承载的知识和文化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这样的功能也使其能够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正统的知识和文化的地位开始动摇，拥有它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分化，新兴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现代意义的社会开始发育的时候，它的统治地位就必然走向终结。

　　由于文言在功能和使用群体上的局限性，在不同时代口语基础上加工产生的历时性的白话文实际上也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历史上，对文言弊端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以“俗言”替代“雅言”的尝试和努力并不罕见。汉代王充就曾指出文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意思是说，文字与说话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写文章要把意义宗旨隐蔽起来让人看不懂呢？在实践上，他“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论衡》)。王充不拘泥于文言，而是根据不同的读者和写作目的选择适合的文字，对“俗人”就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堪称文字通俗化的先驱。通俗化、明白晓畅，是白话文的根本要义之一。

　　晚清白话文的发展及其影响

　　按照现代白话文运动倡导者之一胡适的说法：“‘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按照这个标准，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分析了《史记》《汉书》里的白话成分，以及唐人诗歌中的白话作品，认为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作品，佛书译本的语言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于白话。事实上，唐宋以后，随着世俗化的进程，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兴起，白话文作品的写作和流行渐成规模，宣传佛教的唐“变文”，面向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求的宋“话本”、元杂剧的流行，明清小说的繁荣，都显示了白话文逐渐由语言和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趋势。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发展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自然演进的过程，文体自觉不足，也没有人主动推进。不过也确像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说的，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础。

　　晚清时期，由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产生的整体性危机是近代白话文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之一，洋务运动中开明的统治者、士大夫如奕、李鸿章、魏源等人都提出学习外语以了解西方世界。同文馆的设立、西方著作的翻译、新思想和新名词的不断输入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文言的独尊地位。在这个阶段，较早明确意识到文言分离问题重要性的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批评“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的情况。撰写过《日本国志》的他应该是发现了当时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对日本自强发展的意义，所以明确提出了应有“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新文体。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意识到启蒙的重要性，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需要有民众能接触到的媒介和能接受的语言，于是白话报刊、白话小说等成为一种必然的工具性选择。当时理论上裘廷梁等人提出以言文合一的白话替代文言是“维新之本”(《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实践上白话写作开始流行，其载体则是纷纷涌现的白话报刊，代表性的如裘廷梁1898年5月创办的《无锡白话报》。

　　整体上看，晚清白话文运动强调的是白话文的工具性，更多是把白话文看成面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动员的工具，进行的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应用性语体的调整、变革，包括当时提出的官话字母方案和简字方案也都是工具性的，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言文分离的状况，改变文言的地位。

　　白话文的勃兴及其地位的确立

　　白话文运动的重新勃兴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建设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文化，建设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文学，建设现代国民教育，最终塑造能够建设新的现代国家的人，这些努力方向的焦点和突破口当时交汇在语言改革这一点上。白话文能够成为“国语”(即通用语)，是因为它能实现建设现代国家的这些方面的要求。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白话文运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当时不仅新文化运动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以现代白话文学去传播新思想，改造国民性，教育界的改革力量也在大力推进白话文。从1918年至1921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如《注音字母令》《废止国民学校各科文言教科书通告》等。到1922年全国小学全面废止文言文教材，白话文最终确立了通用语地位。

　　当然，现代白话文最终成为通用语与它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也密切相关，朱自清先生在谈到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发展时指出：“白话文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是国语的现代化。”(《经典长谈》)翻译的白话文带来了内涵和外延更为明确的新词汇，更注重逻辑严密性的语法结构，这些都是白话文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另外，现代口语、传统白话以及文言文都是现代白话文形成的重要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现代白话文的开放性和丰富性，这样一种语言才能和现代国家的建设、发展相适应。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和人类的认识、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紧密相连。白话替代文言的根本原因是整体上因袭复古的文言系统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价值体系在源于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生产原则面前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文言系统相对固化的审美和情感表达特征无法满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体味和表达复杂、丰富的外部和内心世界的需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看似狂乱，但其在因果探索和逻辑论证中寻求真相的理性的意识流，和直入人心的“救救孩子”的深沉呐喊，是文言无法胜任的。白话文运动改造了我们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造和重建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可以说现代白话文是我们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文化、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