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也是贵州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前人们到贵州旅游，重点关注的是贵州的喀斯特自然景观与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近些年红色旅游却成了热门。红色贵州之所以成各地游客，尤其是那些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少年向往的打卡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伟大祖国创建的进程中，长征中的红军曾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里程碑，贵州之所以被称为“红色贵州”，遵义会议的确是主要的原因。 回顾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红色贵州”的形成，却又不止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它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积累和多方面的表现。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贵州的确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尽管在这之前也曾有一些文章提到过《共产党宣言》，提到过社会主义，但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新的学说加以引证或评介，并没有将之当作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更未想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马列主义在贵州的传播，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就在马列主义冲破重重禁锢传入山地贵州前后，贵州已有一些受民主、科学思想影响至深的先行者毅然走出大山，到外面的天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批人在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过程中，深受革命思想熏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立即投身到革命的第一线，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荔波人邓恩铭、安顺人王若飞、铜仁人周逸群、思南人旷继勋、锦屏人龙大道、镇远人周达文等正是他们中的代表。其中，水族青年邓恩铭，怀着“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的壮志，于1917年只身赴山东求学。他在济南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次年参与筹备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济南党组织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将贵州山川染红的先行者。 还在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前，1930年4月，红七军、红八军便转战桂黔边地区，活动于荔波、榕江、从江、贞丰等县，第一次在贵州上空扬起了红色革命旗帜。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368天，而在贵州转战的时间就达127天。红军的足迹几乎遍及贵州全境，全省88个县市中，计有68个县市曾飘扬起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旗。红军在贵州境内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包括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转折的遵义会议。从1933年12月红三军在川黔边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起到1936年，红三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都在贵州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截至2016年，贵州全省共有41个革命老区（县），辖675个乡(镇)。“红色贵州”之称，正是由上述种种而来。 1930年4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军部及两个纵队，转移到黔桂边境，在贵州荔波板寨休整，发动当地群众与土豪斗争。4月下旬，红军在军长张云逸率领下攻克榕江县城，并于5月1日在县衙门广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军民联欢大会”。之后，经过休整、补充给养了的红军，为避敌锋芒于5月4日晨撤离榕江，在广西河池与邓小平领导的红军队伍胜利会师。作为最早进入贵州的红军队伍，红七军在荔波、榕江、从江、黎平等县活动2个多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在广大群众中播撒下革命种子。 1930年3月，撤离左江革命根据地后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经广西凌云抵达贵州贞丰县境南盘江边。4月下旬，为使队伍得到休整，纵队通过对贞丰县下江水上警察队的统战工作，假借“西路水上纵队第四大队”之名，渡过红水河驻扎册亨县坝亨及贞丰县蔗香圩（今属望谟县）休整，直至10月中旬。在此期间，红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利用黔桂军阀之间的矛盾，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使队伍得以休整和壮大。同时，在当地开设识字班、做“农协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性质与任务，提高了群众觉悟。同年11月，红八军第一纵队渡过红水河，与红七军在广西凌云会师并进行整编，之后开往湘鄂边，到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 1934年5月14日，红三军利用贵州军阀混战之机进入贵州，于6月1日占领沿河县城。进军途中，红三军颁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确保部队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深受贫苦百姓拥护。红三军针对黔东地区存在一支以神灵为精神支柱的农民武装（俗称“神兵”）情况，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致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县神坛诸同志书》，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唤醒了这支农民武装的觉悟，将之改编为黔东纵队。 6月中旬，红三军进抵黔东沿河枫香溪。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分局书记夏曦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在印江、沿河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派出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枫香溪会议的重大决策给红三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起点。会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遣干部到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展生产和建立工农武装。6月26日，黔东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枫香溪建立。接着，各地相继建立起14个区革命委员会、30多个苏维埃政府。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于9月20日进入贵州黎平县境，控制清水江地区。10月，军团进到石阡县甘溪，与滇军廖磊师发生遭遇战，主力部队由任弼时、王震率领突破敌人包围，于10月15日到达石阡、思南交界之板桥，之后转而向南抵达黔东苏区。1934年10月15日，红六军团一部在沿河铅厂坝首先与红三军一部相遇。10月23日，红六军团五十团在江口县木根坡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一部会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印江木黄，红三军主力由芙蓉坝等地出发，也先后到达木黄、石梁一带，两军在木黄胜利会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历尽艰辛于12月12日从湖南通道入黔，12月14日攻克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县城胡荣顺商号）召开政治局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帮宪）、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出席会议。黎平会议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经过激烈争论，采纳了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与当时红军客观实际提出的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为西入贵州，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采取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在战略上基本统一了红军领导层的思想，明确了红军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否定了“左”倾领导的错误主张。

遵义会议纪念馆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戈向西，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敌人，相继攻克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各县，军锋直指黔北。在敌人将红军合围截击于黔东南的计划尚未形成前，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前进路上的阻敌，直抵乌江南岸。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不过乌江改向湘西的错误主张，坚持全速前进，抢渡乌江，进军遵义，并通过了《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薜岳的第二兵团）和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会后，中央红军以不可阻挡之势，成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为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揭开了序幕。 中央红军成功北渡乌江后，将围追堵截的十几万敌军甩在乌江南岸，到达黔北遵义地区。坐镇遵义的黔军侯之担部仓惶退往桐梓。1月5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从团溪兵分两路，迅速扫清遵义外围，于当晚智取遵义。大部队于6日凌晨陆续进入城中。8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遵义会议后，红军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10-12日，中央政治局在鸭溪、苟坝一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会议采纳了毛泽东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确定了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全军分别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红九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路纵队，红五军团为全军后卫向赤水地区疾进。24日，红一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1月29日，红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镇）、土城南北地区向西首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被红军打得措手不及的蒋介石慌忙调整部署，企图在川滇黔结合部将红军包围，一举聚歼。针对这种情况，红军迅速做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决策。

娄山关 15日，根据军委电示，中央红军分别由二郎滩、太平渡口二渡赤水河。红军在甩掉敌军主力进入贵州后，袭占桐梓，攻克娄山关，并发起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大部，俘敌3000余人，重占遵义城，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空前大胜利。 3月17日，为了调出滇军主力，红军于茅台镇及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向西北古蔺、叙永方向出击。待蒋介石急调大军往川南集结之时，红军在调动敌人目的已达到的情况下，各军团遵照军委发出的电令，于3月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成功四渡赤水，以急行军速度直扑遵义方向与乌江北岸。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第九军团伪装主力将敌人牵制在乌江北岸，主力则于3月31日从梯子岩渡口有序渡过乌江，做西进云南的准备。是时，蒋介石得知战况不利，亲自飞到贵阳坐镇指挥。红军则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有意令红一军团一部进占贵阳城北之交通要冲扎佐，又将主力集结于贵阳东北之修文、开阳县境，做出进攻省会贵阳的态势，使敌产生错觉。 调出滇军扫清入滇障碍一直是红军战略的重点，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为保住自己与贵州省城，连夜急电滇军孙渡部兼程赶往贵阳增援。红军由此得以通过佯攻之计声东击西，派红一军团一部向东出击，直逼平越（今福泉）、瓮安，又做出东进姿态。在蒋介石调集湘桂滇三省军队准备对红军阻击时，中央红军却出其不意地绕道黔西南向云南疾进。4月22日，红军主力从容集结于兴仁县西北之黄泥河，顺利进入云南，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军麾直指云南昆明，之后胜利挺进到金沙江畔。这就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歌曲中“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歌词的历史出处。 红三军、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后，整编为红二、红六军团，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担任领导。1934年11月，部队在湘江一带打败军阀陈渠珍部，俘敌2000余人，取得西征以来首次重大胜利。同月，根据中央电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任弼时任临时省委书记，贺龙任苏维埃主席，夏曦、朱长青任副主席。同时成立湘鄂川黔省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历经2个月，苏维埃政权逐渐得以发展。 1935年2月至9月期间，为保卫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红二、红六军团在连续3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作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击，先后渡过沅江，连克辰溪、浦市、溆浦等地，接着直捣湘中。1936年1月，队伍又从玉屏折返贵州，攻陷石阡县城。在当地休整后，于20日突破敌军封锁，向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进发。2月5日占领黔西后，部队领导决定结束湘鄂川省革命委员会任务，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与中共川滇黔省委。队伍随即西进，6日攻占大定（今大方）；9日，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占领毕节。 1936年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根据敌我态势决定撤离毕节，向赫章、威宁方向转移，并于3月2日在赫章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与反动军队在乌蒙山地区展开回旋战。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战斗中，红军巧妙利用敌军的弱点，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3次进出云南省奎香。在天寒地冻，渺无人烟的山区，红军以1万多人的兵力，击溃了国民党军5个纵队及川军123师100多个团的堵截。3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昭通、威宁间突破滇军孙渡纵队防线，直趋滇东，继续南进，并分别于28日、29日进占黔西南盘县、亦资孔地区。 红军撒下的革命种子，使贵州在1932年便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即由红七军黔桂边委指派人员，在罗甸县建立的中共蛮瓦支部。其后，贞丰县卡法支部、丰业支部、毕节支部相继建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安顺、贵阳等地陆续建立起党支部、党小组及读书会、文艺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革命群众组织。1934年9月，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9人组成贵州省工委。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林青兼程赶到遵义汇报贵州地下组织情况，获中央承认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以林青为省工委书记。 贵州省工委是红军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省一级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省工委领导贵州地下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也是红色贵州的重要构成。尽管反动势力不断对地下党组织进行镇压，但广大党员始终不屈不挠，一直坚持斗争到贵州解放。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