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历尽艰险，疲惫地到达陕北那块贫瘠之地时，国民党腾出手来，再次开始了对红二、六军团的重兵"围剿"。

当时，红二、六军团正处于“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根据地、 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 阶段，他们艰难地坚持着江南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挺进黔西北，短短9天时间，顺利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县（以下简称黔大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即以黔大毕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创建时期。

细究历史，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在夺取和占领黔大毕三座县城时，红二、六军团均兵不刃血，几乎一枪未发就顺利进城。是什么原因，让红军如此顺利，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三座县城呢？

就兵力而言，国民党！除追堵红二、六军团的六个纵队，二十余万人之外，当时驻防黔大毕三县的一二一师宋醒混成旅，其兵力也不弱。按国民党军编制，混成旅是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各种兵混合编成的独立旅。民国时期军队中常常有此编制。一个混成旅通常约有4000多人。属于综合型部队，特殊时期的特殊编制类型。黔军在1935年4月接受国民党政府压缩改编时，各级军阀往往隐瞒编制，保存部队实力，单位人数！往往还更多。

此外，毕节第四行政公署新成立时，蒋介石特调配63师归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指挥。在63师奉命调离毕节时，为加强毕节保安团的战斗力，曾留下了四门迫击炮、二百六十发炮弹，另有轻、重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精良军火，充实与改善了保安团这上千人队伍的装备。

同时，毕节境内还有装备精良的盐防军二个营，计七百余人。

就地形而言，进入毕节地区，除鸭池河天险天险外，黔大毕三县均有坚固的城墙，县与县间有乌溪、西溪、老鹰岩、响水关隘等河流险关可防御。

特别响水、落脚河关隘，曾经成功阻挡过太平军进攻毕节的步伐。同治元年三月初太平军欲进入毕节，曾经在响水落脚河关隘，强攻了四十二天无法越逾，只得绕道而进逼毕节县城。  

围攻毕节县城的两支劲旅，隶属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帐下。分别由曾广依、张遇恩将军率领。这两只二万多人的太平军，加上当地的苗民起义军，大约三万之众，将毕节城围得水泄不通。但是因县城有高达近两丈，青石条垒砌的坚固城墙为屏障，再加城内军民的抵抗，太平军围攻两月余而不能越城池一步，最后只能悻悻撤军而去。

 （大定与毕节交界的落脚河悬崖）

比较而言，如果当时对红军施以阻击的话，那么因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武器不占优势的红二、六军团，要占领黔大毕三县，不但不可能一枪未发从容入城，而且肯定会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那么，这其间历史到底蕴涵着什么秘密呢——

 二

原毕节老县城中心，有座钟灵毓秀的小山，人称元宝山。为倡毕节文风，康熙年间知县李曜建松山书院于其上，乾隆二十年知县董朱英又捐银拓地，扩建松山书院大门、二门，讲堂、学舍，厨房等，且开劈花园，四处觅奇花异草，广植于园内，春天百花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故县城百姓改称元宝山为百花山，一直延续至今。

   （原松山书院，后毕节一小校园草图）

    1935年初，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开展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在毕节设立了"行政公署"——即中华民国贵州“毕节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个蒋介石亲自下令设立的"毕节行政公署"，选址在松山书院（原毕节一小）旁边小山顶上，由江西德安行政公署全套机构和人员，整体迁移毕节。

人们何曾想到，这个蒋介石钦点搬迁，寄予厚望的毕节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竟然是中央特科领导下、隐蔽战线上的一个红色保垒。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20至30年代期间，最早建立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中央特科先后建立有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俗称“打狗队”）和交通科（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其主要任务为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当时背叛革命、并且对党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

中央特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在党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及影响。

中共中央迁入苏区后，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随后在抗战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社会部、调查部等机构。全国解放后，中央在公安部成立下属政治保卫局。上世纪80年代又从公安部独立出来，成立国家安全部，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可以说，中央特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的始祖。

    在中共情报史上，除了向国民党各级机构派遣和潜伏人员外，其中还有很多从其内部发展起来的特殊情报关系。尤其是在中央特科时期，周恩来以其卓越的眼光，未雨绸缪，其领导下的情报精英们，各个时期都在国民党内部，埋下了很多很深的“棋子”。而这些“棋子”，又在中共最危难的时刻，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世英，1934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

    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的王世英回忆说：（隐蔽战线上）有两个人是不能忘的，一个是杨登瀛（周总理临终前说起的不能忘的帮助过中共的人），另一个就是当时这位国民党毕节专署专员莫雄。

二

莫雄，早年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十一师师长。后被蒋介石撤裁，从此莫雄与蒋介石内心分道扬镳。

上世纪30年代初，通过旧部，曾任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中共早期党员，情报人员）介绍，莫雄开始接近中共。

当时，他在宋子文谋了个财政部视察的闲差。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税警总团总团长王赓临阵逃脱，莫雄临危受命，接任了税警总团总团长，指挥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有过短暂的军权。

1933年卸任总团长后，经刘哑佛介绍认识严希纯，中共人有了来往，开始接受中共的主张，倾向革命。最初，可能是考验或者说是试探，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严希纯，请莫雄出面保释几位狱中的中共党员（其中有中宣部《环球》主编吴亮平）。莫雄欣然允诺，找到上海市警察局长把事情办成了。

莫雄提出的入党要求，严希纯经请示上级后，向莫雄回复了领导人的意见：“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而且，不入党比入党更有作用。”同时，从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埋棋子”的可能性上出发，严希纯希望莫雄放下和蒋介石的个人恩怨：“不要这样清高，只要于革命有利，在蒋下面去工作也可以”。从此，莫雄便成为共产党忠诚的"党外"同志

1933年夏，蒋介石调莫雄去南昌行营。严希纯回忆说:“他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意见，毅然去了南昌，任蒋的南昌行营军事特派员。"后经蒋介石亲信杨永泰等人的推介，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省德安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署下辖九江、湖口、彭泽、星子、都昌、德安、瑞昌，共七个县，并在南昌设有办事处兼交通站。

对新任命的专署最高长官莫雄，蒋介石出于信任和放心，专署机构组建、人员的选配，完全交由莫雄自行决定。蒋介石根本想不到，莫雄拿着他亲自签发的委任状，却是前去听取中共情报组织的“指示”。

莫雄立刻赶到上海，找到了严希纯，将两份委任状，即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 保安司令委任状，以及两份机构人员组织空白表交给严希纯说：“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1978年莫雄（前排右二）随广东政协代表团赴京期间，受到叶剑英元帅（前排正中）的亲切接见并合照留影）

    1933年至1935年，可以说是中共最艰难的历史时期。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共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由于有一段时间执行了“左”倾冒险（盲动）主义、 关门主义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中共隐蔽组织损失惨重，甚至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

就是在这残酷的环境中，莫雄反却向中共伸出了战友之手。严希纯立即向组织汇报，很快由上级组织派来了干部，"帮助"莫雄组建专署。

1934 年初，德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组建完毕。 莫雄在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地下党给我安排了几十人”。

    史实记载，在主要岗位任职的中共情报人员有：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情报股长贾绍谊（陈昌）、文教科长阮退之、主任科员薛代旦、科长傅肖先、科员丘镛（丘吉夫，代号小张）、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陈修爵、主任参谋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梁明德）。按照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制为79人，中共地下党员就占了一半左右，且重要岗位上又多是中央特科人员。

今天，研究中共隐蔽战线历史的学者们，都对项与年、丘吉夫，贾绍谊，卢志英等名字如雷贯耳，正是他们依托莫雄给予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中共最危急的时刻，搭建并运行着中共情报网以及连接上海中央局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

    建国后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长的王世英回忆说：“1934年，他（莫雄）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

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九江、在南昌、在庐山周边活动自如。严希纯也说：“当时（通过）他设在南昌的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

王世英还深情地说：“莫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的确实是很少的。”

 三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挺进黔大毕，一周时间兵不刃血地占领了三座县城，获得了根据地创建的空间和部队休整发展的时间，这出忽意料的胜利，可以说和隐蔽于毕节专员公署内的中央特科密切相关。他们为暗中配合红二、六军团攻城掠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调离防守部队，让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三县城变为无兵防当卫之城。当时驻防黔大毕的部队，是改编后的国民党第一二一师犹国才部宋醒混成旅。该混成旅辖两团六个步兵营，旅部还直辖有骑兵、机炮各一个营，人数达六千余众。宋醒为毕节警备司令。

一二一师师长犹国才、旅长宋醒，深为敬仰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元老莫雄，除公务联系之外，私人交往甚密。犹国才多次私嘱宋醒，驻扎毕节期间，部队军事上须多听从莫大哥意见。而宋醒，也确实对这位北伐猛将，尊敬有加，言听计从。

当红二、六军团以佯攻贵阳之势，调动鸭池河天险守军向省会收缩后，然后突然转道清镇地域，截断毕节与贵阳通道，直接大踏步奔袭毕节之境时，宋醒就问计于莫雄：如红军进攻黔大毕，如何防守待援？莫雄的看法是，各路追兵行动迟滞，距红军起码三至四日行程。就黔大毕形势，纵然是全旅压上，也抵挡不了贺龙、箫克之兵锋，城是守不住的，不如择险要地界而阻防。既不会毁损城市伤及百姓，也可在山野间捕捉战机，进退自如。莫雄还推心置腹地对宋醒说:老弟呀，即使拼命保住了地方，但地方官员不是你当；而保住了部队，就是保住了自己的职务……

宋醒听懂了莫雄的话，保住部队就是保住了自己。所以他在红军到达前，撤离了黔西驻防部队杨致和营，命其主防西溪河西岸关隘，不必死守，相机处制。

二月三日，红军顺利占领黔西县城后，五日西取大方县城时，挺进西溪河岸。红军机枪一扫射，杨致和营象征性放了几枪，便撤离阵地，迅速退回大方县城。在当夜，便在团长魏明带领下，全团退出县城，撤往水城方向。

一月后（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大方县长马仁生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写道：“（红军）于2月3日渡鸭池河入黔西县后，于5日派遣匪队前来大定。到黔定交界西溪地方，与驻军杨营及区民团接融……因匪来愈众，多寡悬殊，势不能终守。杨营部暨该区民团，仍以战作退，放弃西溪和甘荫棠，且退守乌溪。当夜杨营退入县城，随驻军魏团部向西撤退……至6日10时，匪众负械垂手，安然进城，未发一枪，未费一弹，偌大县城遂为匪有……”其对县城陷落的哀叹、对驻军不抵抗的愤怒之情，跃然纸上。

（二）巧妙换防，让地下武装迎接红军。

在大方县长马仁生哀叹红二、六军团“负械垂手，安然入城”之城之际，远在昆明的龙云，因不知情报，急电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吴主席：察密。毕书一带甚属空虚，现共匪既到黔西，贵阳似无须多留部队。毕、大（大方）一带，犹部情况熟悉，应饬用侬速率所部，取捷径兼程前往，与滇军切取联络，而收截堵之效。即希酌办理。龙云叩，鱼酉设印。”

犹国才驻扎安顺地区，自然不愿放弃黔中富庶之地为他人所占。故电令宋醒与莫雄协商防守。然后致电吴忠信：“主席吴钧鉴：阳电奉悉。节麾返筑，庆慰之忧。昨曾电达，计蒙省览。匪前日在黔大间干堰塘，与宋醒所带之赵、杨两营激战，互有伤亡。因众寡悬殊，始向马场撤退。现仍遵照绥署电令，协商莫专员扼要防守中。余俟得报再陈。犹国才叩。庚未印。”

   （原国民党一二一师混成旅旅长 宋醒）

然而，犹国才电文中“（宋醒）协商莫专员扼要防守中”之情报，实际上在莫雄与宋醒的防守策划中，却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大方虽被占，而黔西北政治、经济中心毕节，前面尚有响水垭口、老鹰岩险关、落脚河悬崖关口等多处急流险关可防御；兵力也尚有完整的混成旅，保安团计六千余人，况且弹药充足武器优良。倘若果真“扼要防守”，不说象抵挡当年太平军那样坚守四十余天，只需几天，孙渡纵队可从威宁驱驰毕节，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也可出黔西而抵达，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态。红军必然处于军事上的被动，势必会放弃对毕节的进取。

“扼要防守”被大打折扣或反其意而行之的是，专署借兵力不足，难以抵抗红军进攻为由，召开了毕节各界“抵抗红匪商议会”。会上以各种理由，说服了毕节工商业界、富豪巨绅代表，让大家议定出一个“招降共产党领导的席大明游击队，委席为五县剿匪副司令，给其命部大洋五千元，步枪三百支，子弹一万发以犒劳补充，让其换防宋醒部，防守险关隘口。”目的是让凶悍的席大明与红军“两败俱伤”后，国军可坐渔翁之利。这样一个“开门揖盗”的办法，毕节专署居然让宋醒和各界代表所拥赞。然后，席大明向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进行了汇报，并派交通员到大方与红军进行了联系。席大明游击队在大方与毕节交界处的坚固工事中，换防了混成旅所有官兵。

其后，正如党史军史所记载：席大明部见红军来后，按约定出面迎接，带领红军浩浩荡荡地列队入城。又一次兵下刃血地占领了毕节县城。

（三）封锁消息，假情报迷惑各部。

从红二、六军团二月一日强渡鸭池河开始，贵阳、云南、万燿煌等纵队联系“敌情”，侦询情况的电报电话，可以说是频繁不断。但着为地处前沿的毕节保安司令部，却没有有接向省政府，友军主动报告过军情。使得上级和友军获得的情报似是而非，真真假假。难以决策军事行动。

    犹国才电告省主席吴忠信 “（宋醒）协商莫专员扼要防守”之电报，日期为“庚未印”。用公历时间翻译，即发至二月八日下午一点至三点间。此时，大方县城已被红军占领了两天。而电文中尚呈述

“匪目前在黔大间之干堰塘，与宋醒所带之赵、杨两营激战……”

     而在此日，云南孙渡纵队驻防威宁的万保帮团长，接到莫雄电话告知军情。万立即用电报发龙云、孙渡：“总司令龙，纵队司令孙钧鉴：虞辰电谆达：用密，倾据莫专员电告匪情：（一）匪全部2万余人，在黔西会合；（二）有5000余人占领大定，现仍盘桓大定，刻步哨大小角丫；（三）该匪无力犯毕节，因追剿部队将接触。”此电文明显告诉龙云、孙渡，红军没有能力进攻毕节，毕节尚处安全中，威宁方向之孙纵队，暂无向毕节开进，防守毕节之必要。

    而恰恰在两天后，万团长又接到莫雄电话，昨10日接万团长（保邦）来电云：昨（9日）倾据莫专员由撒拉溪来电话告称，肖贺匪部，已攻陷毕节。莫专员雄，曾率兵千余，抢城内屋宇，与匪战2时余，以后贼多我寡，不敌而退。（1936年2月11日《云南民国日报》第六版（军息）载）

什么巷战两小时，真正的情况是红军在席大明游击队的带领下，列三路纵队，在毕节学生、市民手摇小红旗的夹道欢迎中，浩荡而整齐地踏进了县城。

站立百花山之顶的莫雄、卢志英、刘哑佛等人，遥望红军奔县城而来，他们扫视了一遍留下的电台、枪弹、药品等物资，跨上战马，出西城墙门，向杨家湾而去……（李东升）

 （作者系毕节市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