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江

1956年，那时毕节县只有二中、三中。为解决数万名小学生上初中难的问题，县里决定在朱昌区、燕子口区和龙场营区新建中学。

建校时，秉承节约土地的原则，燕子口中学(以下简称燕中)选址在燕子口区燕子口公社云台生产队的一座石灰岩山头。

燕子口，因燕子山而得名。据当地燕氏族谱记载，1381年，燕氏先祖燕黔随明朝征南大军南征，以千户指挥使的身份，被派驻守燕子口。元朝时，燕子口地名称金州，因驻守这里的蒙古军元帅名阿罗密，故人们习惯叫阿罗密。燕黔见从白刀岭下来的山脉，象只飞燕，街上这地方就是燕子的口，就将阿罗密改为燕子口。

燕子口中学这里是燕子的右翅膀，距离燕子口街上约1000米。毕节通往四川的321国道和后来修筑的燕子口至林囗公路都经过学校周边，交通较为方便。

学校采取边建边招生的办法，1957年开学招生一个班，50名学生。那时学校只有三个老师，他们是毕成书(四川人) ，叶祖跃(上海人) ，潘军平(毕节人) ，潘军平为学校临时负责人。1958年又招50名新生，调来老师黄熙然、丁天赋夫妻俩。1959年再招50名，又调罗玉祥、聂宗伦、刘克敏老师到燕中。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燕中被迫停课；1963年形势好转，继续复课招生。史亮华调燕中任校长，刘近义从燕子口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位上升任燕中副校长。

建校初始，只在石山脚面对阿罗密坝子处，筑了一间200平米的土墙房，既作教室，又作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为了扩展燕中，从第一届到我们入学时6届的学友们，全部课余时间就挖山、砸石、砌墙，将一座约有七八层楼高，方圆有六七个蓝球场那么大的石山劈为一分为二，山脚开出一块平地。1964年建起一个工字型的专瓦结构平房，左右两厢是两间教室，中间正房墙壁隔断是两间教室。破开的石山中间，形成了一块不规则的篮球场。

1965年，我考入了燕子口中学，那年我已16岁。

当时，燕中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初级中学。一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三年级一个班。每班50人，在校生约有250名。

学校环境很差，到处是石头尖尖的小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出门就是那两座被前几届学子劈成的呲牙裂嘴的石山。这两山，岩石高耸，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也成了我们除学习以外的主要功课---劈山。

这座石山，全是坚硬的青石。我们入学后的第一次全校集合，史亮华校长就对搬去这石山作了动员，几十年后我仍记忆犹新。

史校长开始领读毛泽东主席的《愚公移山》著作，然后讲道：“愚公能移走他家门口的两座大山，子子孙孙挖下去。我们眼前这两座石山，比愚公家门口的山小多了。愚公一家人能有那个精神，我们这么多人，更要有信心。我们这所学校，建校时就是光石山，是前几届师生的挖山精神才有今天学校这个环境。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要像愚公那样，一届接着一届干，这座石山要不了几届就会被挖平。抬走这两座石山，燕中就平坦了，活动就有场所了。到时把校区绿化起来，建起各种体育场，同学们学习、生活环境就会大变样。”

燕中校区的石山在历届学生的努力下，终被夷为平地

史校长要求：“各年级各班，每个星期不得少于4个小时集体劳动---搬山”

史校长号召：“全体师生，除了集体搬山劳动，有空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不回家的同学，要自觉地积极地主动地搬山，多搬走一块石头，就是多贡献一份力量” 。

搬山劳动，成了我们除学习外的一大任务，也是学校考核各班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从进入燕子口中学，挖山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学期评选 “三好学生” 的考核条件。很多同学每天下午吃了晚饭，就扛着钢钎、大锤，背上背架，端上撮箕，一干就是几小时，直到晚上11点后。那时燕子口没通电，有月光的晚上，靠月光照明；没有月光的晚上，一是用汽灯；二是用柴禾烧起大火照明。毛泽东时代靠的是政治鼓舞，靠的是政治精神，靠的是人的积极性，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没有一份实在的奖品，最实惠的就是老师的口头肯定，最大的荣誉就是全校点名时校长的表扬。

搬山中，经常受到学校表扬的同学，有刘崇高、王明康、薛朝双、申庆光、陈家毕、吕开祥、孟性本、穆永安、张家英等。

我呢？从小体质差，力气活很少干。不行也得干，态度很重要。力气大的同学，用大锤砸开石头缝，再用钢钎去拨，一块块取下。力气小的就用背架背，或用撮箕抬。像我，甩不开大锤，也提不起钢钎，背不动背架，只能抬撮箕。

抬撮箕也不轻松，每撮箕石块都有二三十斤，要走一百多米，将石块抬到山脚砌石墙。砌墙是一门技术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下基脚石主要靠请当地石匠，也是义务工。云台生产队的杨治荣，魏思清等，是长期义务支援学校砌石墙的干将。

我虽力气小，但也不能偷懒，也想表现。有时周六，为了搬山劳动，只得忍着对父母、弟妹的惦念，参加到搬山劳动队伍中，把周六和星期天贡献给了学校。

因救冯选录同学，我还受到学校的表彰。

那是一天下午，一(二) 班安排劳动。黄刚伦、薛朝双、申庆光、何大昌用钢钎撬一块大石头。个子很小的冯选禄见几个同学撬不动那块石头，就上去帮忙。谁知那块石头只差一点力，冯选禄一上，力量就增加了。薛朝双他们不知冯选禄上去，仍使老力，一下石头分开，将几个人甩出几尺远，冯选禄被钢钎压住，大喊：“救命！”我一看，也没多想，几步窜过去，用力抬起压着冯选禄的钢钎，冯选禄从钢钎下爬了出来。罗老师赶快叫同学们帮我抬着钢钎，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大石块，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

别说，这搬山劳动，把我们一个个锻练成棒棒的体质，使我们今后有强壮的身体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当然，我们在燕中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

别看燕中如此简陋，她负责招生的区域却是毕节县9个区，约3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的高小毕业生。人们习惯性将燕中称为下半县中学。

1965届时，燕中编制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史亮华；副校长：刘近义；教师：罗玉祥、聂宗伦、付举元、陈旭东、刘克敏、张道辉、伍宏构、杨昌良、丁天赋、黄熙然、师孝纯、冒正林、杨昌达、翁家烈，后又从大学毕业生分配来了丹玉友。

一年级一班在左厢房，二班在右厢房，二年级两个班在正间房里，我被分到一（二）班。

我们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罗玉祥老师，语文老师聂宗伦，物理老师师孝纯，历史老师陈旭东，化学老师付举元，体育老师张道辉，音乐老师丁天赋，政治老师刘近义(兼)。

燕中虽很艰苦，老师们确非常敬业。从早到晚，老师都和同学们一道，上课、辅导、劳动。那时风清气正，老师们都一心一意扑在教学上，巴不得每个学生都成为栋梁之材。当然，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高有低，教学能力有深有浅。教得好与差，学生是完全有识别能力的。老师讲得好，学生学习就有兴趣；老师不会讲，学习尤如嚼蜡。

我特别喜欢听语文老师聂宗伦、数学老师罗玉祥、物理老师师孝纯上的课

聂宗伦老师讲课讲得深入浅出、活泼风趣。在上文言文课时，他知道学生们对文言文难以理解，就做了很多卡片，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让学生们既学到文言文知识，又增添了学文言文的兴趣。

在讲古诗词时，聂老师没有按诗词照读照教，而是先介绍作者，然后讲诗词的时代背景和诗词中的故事。

聂老师教语文，不死板，很活跃。教写作文，很接触社会，很接触实际。一次他安排作文，出了道“我的父亲母亲” 的题目。他首先讲：人人都有父母亲，但其身处社会地位不同，人的性格脾气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因而要把握父母亲的特点，将父母亲平时的点滴活动写出来。

按照聂老师提示，我先拟出题纲，着重写我父亲坚韧不拔的精神，写我母亲勤劳、贤德的品质。我的这篇记叙文写得情深意重，中心思想突出，结构分明，用词恰当，深得聂老师赞赏。聂老师给我评96分。并在全班讲评。他说：“学文科，一定要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运用的事例不能脱离这条主线。泽江同学将这条线贯穿其中，就象用一根线串起了若干颗珠子。珠子一颗一颗是单独的，但一串起来就是个整体了。”

那时我特别喜欢作文。一天，燕中接到区的指示：组织全校师生帮助云台大队灭虫抗灾。

云台大队就是我们学校所在地。大片大片的苞谷苗被虫吃光叶子，一棵棵苞谷苗像竹刷子立在地里。因国家很穷，大队无力购买大量的农药，只得靠人工捉虫子。

我们班分到阿罗密组的20亩苞谷地灭虫。聂老师对大家说：这是一次大活动，各自要在灭虫中注意观察，特别是每个人在灭虫中的表现，完成任务后，写一篇日记。

对聂老师交待，有同学记在心里，留意观察；有同学马虎，没往心里去。

一到地里，遍地玉米苗上都是大个大个的虫子，有的女同学被这虫势吓得哭泣惊叫起来，哪还敢去用手捉虫？

学校为我们每人叠了个纸盒，自己制作两只筷子样的竹条。用竹条夹着虫子放到盒子里，满一盒，倒在大桶里，统一挖坑深埋。

灭虫抗灾干了几天，圆满完成了区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过了几天，被虫吃得只剩一片干枝的苞谷苗，重新发出了新苗。

抗灾结束，学校在各年级统一布置了作文题：灭虫。由于事先聂老师提醒，

我思想上有了准备，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写虫灾的发生，上级的号召，学校的重视，同学们的表现，全面反映了我们灭虫抗灾的经过。文章写实，记录有叙。

我的作文被学校列为范文，在各个年级讲评。聂老师作为我的语文老师，是非常高兴的，他要求我们全班：“像余泽江同学学习，练好写作基本功，将来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

后来，我能在文学上有点成就，关键是在燕中打下的基础牢实，是聂宗伦老师的教学有方。

我的数学在小学时不算好，到初中后，就有些跟不上趟。罗玉祥老师多次找我谈话：“泽江同学，作为学生，不能偏科，要各科成绩并进。考高中、考大学那是整体成绩总合，单科是不能被录取的。必须各科都齐头并上，这才是好学生” 。

罗玉祥老师的谆谆教导，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各科成绩追上去。我以笨鸟先飞的态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好笔记；下课不浪费分分秒秒，抓紧复习功课，整理笔记。实在弄不懂的，就找老师和同学求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一上学期考试，我各科成绩都取得优良成绩，作为“三好学生”，获得奖状，受到学校的奖励。罗老师鼓励我：“这样学下去，考高中、大学是可能的”。聂宗伦老师则断言：“孺子可教矣！”

写在燕中的这段经历，不得不记叙我们的生活。

我们进入燕中后，即脱离了农村农业户口，转为国家供应粮食。中学生每人每月供应24斤粮食，百分之八十为苞谷，百分之十为杂豆，百分之五为面粉，百分之五为大米。一斤菜油，半斤猪肉，三斤豆腐。学校统一开伙，学生每天生活费0.08元，中餐4分，晚餐4分，一个月2.4元。就这么点钱，多半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还吃不起，我就是其中之一。

学校有250名学生，厨房里就两个炊事员，一个老熊，快退休了。另一个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姓罗。在上甘岭战役中，他脑子被震坏，经常脑震荡发作。旧伤一发作，就会随处倒地。

罗老兵的脾气很暴燥，经常和学生吵架、打架。他很不讲卫生，蔬菜用一个耙子随便在水池里耙几下，就放在锅里煮给我们吃。那菜里不是有虫子，就是满口泥沙。学生们很有意见，多次找史校长反映，但因罗老兵是抗美援朝战争负伤的，是国家正式工人，学校拿他没办法，只好劝告学生们“将就点” 。

一天下午饭，申庆光同学打菜，菜中竟有一托屎。是人屎？猪屎？反正是屎。申庆光就在厨房与罗老兵吵起来，罗老兵不仅不接受批评，还用大勺子挖申庆光，把申庆光额头挖个坑，鲜血汨汨。同学们都站在申庆光一边，有的骂，有的操起厨房家什，和罗老兵干起来。

这下惹起事来了，史校长率老师们来到厨房拉架。学生们听老师的招呼，放下手中家伙。但罗老兵发起飙来：“老子在上甘岭，美国兵都不怕，还怕你这些小杂毛？”操起一把大菜刀，就追着学生们砍，追得学生们东躲西藏。

史亮华校长见控制不了局面，打电话向区公所报告，一会儿公安特派员李元勋带几个民兵赶到学校，又哄又吓，好不容易才稳住罗老兵。

厨房里年纪稍大点的老熊，责任是做饭。老熊也很邋遢，他又爱好抽叶子烟。做饭时总刁着烟斗，一边抽烟一边上饭在甑子里，烟灰就掉在饭里，他熟视无睹，像没看见一样，长期如此。那玉米面混合着烟灰，一般看不出来。学生们批评他这种习性，他只是一笑了之。

一次，我打了饭，发现饭中有一托黑色的东西，一闻，大股土烟味。我将饭端去找老熊。老熊见了，不当一回事地说：“土烟是消毒的”。我说：“那你就吃吃这饭给我看看？”他将我打的饭倒进他的饭碗里：“我能吃”。另给我重新打了一碗。

学生们对老熊和罗老兵做饭菜不讲卫生很有意见，学校多次向上级反映，在我们初一下学期，调来一位转业军人到学校任炊事班班长。这个班长姓杨，一表人才，一身戎装，整整齐齐。但是，面对老熊和罗老兵，他一筹莫展，英雄无用武之地。炊事班照样邋哩邋遢。

莫以为这种伙食无人问津，其实还要家里有点家底的学生才享受得起。我家日子也艰难，有时一月给3元，有时给5元生活费，这就是说，我一个月有10至13天是吃不上学校的饭菜的。

人，总是逼出来的，也总得想方设法活下去。

我采取勤工俭学的办法，除学习和学校集体劳动的时间，就加班加点为道班上敲石头、为公路边的树刷石灰浆。1965年第一个寒假，我没回家，跟着燕子口邮电分局的工人董永中，沿321国道，清除电话线上的积雪积冰。邮电局按每天0.12元付给我小工费。一个月下来，就得了3元多。

与董永中去打冰，那只有冬天才有的活计，平常不可能不吃饭。我就利用星期天到白石街煤矿去当煤工，挖煤炭卖，换几元钱交生活费。

为了多挣点钱，我坚持为道班上敲碎石。每晚下了夜自习，做完当天作业，我都要借着月光敲石头，两三个月可敲一方碎石，能从道班领取3元劳务费，这样积少成多，新学期开学时所交的学杂费，我再也不向父母伸手了。

穷人的孩子就是这样。

初一下半学期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四清工作组进校，强行夺了学校领导权，也不让师生好好上课了，只要求学生们写大字报揭批老师们。我们被搞得六神无主，不知所以。

校长史亮华是个工农干部，看到学生们陷入这种状态，痛心疾首，又不敢公开反对工作队组织大家写大字报。就去找区委，说：“学生们生活太差，请求区委批准学校去老道山垦荒，走南泥湾之路，种点粮食弥补学生口粮不够吃的实际”。区委知道史亮华的用心，就行文批准。

“四清”工作队不答应，说这是不让师生搞阶级斗争。在区委调解下，驻校工作队张队长和史校长都作了让步：工作队把三年级学生和一二年级的运动骨干分子留下，继续揭批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 ；一二年级大部份学生和部份无问题的教师到亮岩公社和峨峰公社交界处的老道山开荒垦地。

大概在1966年5月中旬吧，学校在篮球场集合。留下来的师生欢送去老道山勤工俭学的劳动大军。我们早两天就被派回家，带锄头，砍刀，撮箕等劳动工具。按照安排，我们去老道山的人，除了行李，生活必需品外，每人身上都扛着一两件工具。

队伍在“歌唱南泥湾”的歌声中，以班为单位列队出发。“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我们尽情地吼呀，唱呀，打呀，笑呀，闹呀。可是，有谁知道，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到教室里正规地上过课了！

老道山离燕子口中学30多里路程。我们背着行李、工具沿321国道，顶着冷飕飕的寒风，前进！

到达老道山脚的盘龙寨，我们小组10人被安排睡在一户姓谢的牛圈楼上。牛圈中喂养两头牛两头猪。牛粪猪粪臭气直往上冲，熏得我们恶心。牛圈楼上几根木棒担着，放了一些苞谷杆，我们把草席铺在苞谷杆上，就成了睡觉的床铺。一不小心，就会滚到牛圈里。记得第一晚上，住在石姓人家牛圈楼上的一女生，就从苞谷杆逢中滑下牛圈，与猪牛同舞，搞得一身的牛粪猪屎，给大家当笑料了好长时间。

学校伙房炊事班也跟随上了山。生活比在学校时每人每餐加一两粮食，当然只能是苞谷饭。菜汤比不上在学校，这里离市场远，只能吃洋芋或山上的野菜。大多数时间是盐水下苞谷饭。

第二天一早，我们的队伍跟随带路的当地农民，往山上攀登了三四公里，才到我们的南泥湾----老道山。

老道山，地处燕子口区亮岩公社、峨峰公社之间，与清水铺区耿官公社、生机公社，林口区的柱中公社比邻。是毕节县8座名山之一，幅员数百里。

老道山，故名思义，是老道士修练的地方。

老道山有许许多多的传说，每个故事都令人兴叹。

由于老道山是四五个公社交界，有上万亩荒山，山上很少有大树，主要是灌木林和山茅草，土质肥沃，地势平缓。燕子口中学是县直接领导的学校，招收下半县的中学生，学生最多的又数燕子口、林口、清水铺三区。老道山比邻三区对燕子口中学开垦老道山，作为学校生产基地，都持欢迎态度，所以我们得以到老道山垦荒种粮。

啊！多么广阔的老道山。高山顶上显出一片辽阔的草原，起码有几千亩，一眼望不到边。野草有一人多高，密密实实，连人都走不进去。灌木深深，野鸡野免不时奔出。锄头挖下去，黑油油的土壤翻出来，像要冒油。

学校将学生们编成组，一组划一片开垦。进度快的组插上红旗，达不到一天开垦量的组插白旗。虽然生活极其艰苦，师生们还是干得热火旺旺，干劲冲天。

垦荒。天晴时还好干，一下雨就害苦了我们，割下的草烧不燃，只能堆码成垛；锄头挖下去不着力，泥士粘在锄板上逮都逮不动，进度非常缓慢。学校只得每天5点钟就把我们叫起来上山，中午由炊事班送饭上工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常常把我们饿得心慌，累得脱气。

我们在老道山垦荒

我们就这样在老道山干了两个多月，成片成片的草原被我们开垦出来。为了短平快获得效益，开出的土地，马上被种上洋芋，撒上菜籽。史校长说：等1966年9月1日新学期开学后，学校食堂就不用买菜了。

我们艰苦中盼望着丰收！

1966年8月底，学校接到县教育局通知：“停止开荒种地，让学生回校参加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汪小川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违抗。我们看着自已开垦的老道山黑土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道山。

从此，我们进入了动荡的岁月。

从此，我们再没进过燕中教室。

从此，我们也失去了学业、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梦想

虽然，我们在燕中学习的时间很短，但是，那里曾经是给我知识的课堂，那里是奠定我三观(人生观、世界观、志向观) 的圣地，那里是锻练我强壮体魄的场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不管在云南边防，还是在南京古城；不管在军营，还是在城市工作，无时无刻不萦回燕子口中学。只要我回到故里，都一定要去燕中看看，走进校园，萦回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忆想老师们亲切的容貌和同学们稚嫩的笑脸。

燕中，是我一生魂牵梦绕的学校。

余泽江写于2022年11月

作者简介：

余泽江，蒙古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贵州省毕节市人， 1968年11月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卫生员、政治干事、指导员、师政治部战地新闻报道组长、昆明陆军学校政治教官。1985年4月转业地方，历任主任；局长、党组书记；市(县级)政协秘书长；市人民政府督导员。一生以爬格子为己任，著有长篇小说《三节草》、《惜别凤颈桥》；记实文学《淬炼年华》、《山路弯弯》、《贤妻》、《有故事的人生》等；编著《七星关区史志人物选》、《密林一三九》等大型文献；成书有《泽江获奖作品选》、《泽江散文集》等作品。2009年退休，现居住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社区。

统筹：刘禹涵

责编：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