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灰洞出土的人牙化石。

 

　　牛坡洞遗址陶器。

 

　　牛坡洞遗址亚洲象上臼齿。

 

　　飞虎山遗址彩陶片。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牛坡洞遗址。

 

　　硝灰洞遗址。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神话叙事的开头，考古的叙事方式不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贵州考古人通过一次又一次考古发现，把贵州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不断推向更具体的年代、更明确的地域和更还原的场景。迄今的考古发现证明，最迟距今30万年左右，就有古人类开始活动在今天的贵州省境。这个气候宜人、生态优越、洞穴四布的地方，给古人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地。他们安居乐土，生存有道，成为这片土地最早的开拓者。在贵州境内，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百余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教授认为：贵州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名列前茅的地区。

　　距今一万年左右，贵州境内的古人类逐渐发展起新石器时代文化。从以盘县大洞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到以普定穿洞为代表的晚期智人，贵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和数量居全国前列。考古成果一再证明，“很久很久以前”，贵州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

 

　　旧石器时代的辉煌 相比黄河流域也毫不逊色

　　1964年，贵州第一次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地点是黔西观音洞。这是贵州第一次对旧石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也是我国长江以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黔西观音洞堆积厚达9米，分为上、下两部分，延续时代从距今约20万年至4万年。从1964年至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教授及贵州省的考古工作者对观音洞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石制品4000多件，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这些石器的原料、制作与类型组合都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反映了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同时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20多种，有大熊猫、猕猴、猩猩、东方剑齿象等，与早期人类的狩猎活动密切相关。专家们研究后认为：观音洞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旧石器共生的文化遗址，也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代表。它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西侯度遗址一起，分别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

　　2001年6月，黔西观音洞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去到黔西，可以看到已然蜚声中外的黔西观音洞就坐落在沙井乡锦山村的一片封闭洼地里，那里有一股溪流由西北方向流淌而来，从洼地中穿过，奔流向东南，最后注入两个潜水溶洞，流向不知名的远方。

　　古人类无法如今人这般利用现代科技改造自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适宜生存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更会选择在环境优越的地方栖息。盘县大洞，这个位列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在20世纪90年代引得举世惊叹的古遗址，位于盘州市珠东乡十里村，距如今的城中心区约49公里。据清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描述，这一带曾经“光明宏阔，无幽暗之苦，地平坦”。山坡中段有佛寺3间，盘曲而上还有观音阁，大洞便在一片石壁中央。

　　1992年至2000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六盘水市文物管理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斯坦尼士劳斯分校、辛辛那提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盘县大洞作了6次发掘，共获石制品3000余件、人牙化石4枚，还有43种哺乳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烧骨、炭屑。遗址堆积层的年代在距今约33万年至13万年之间，和黔西观音洞一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遗址。盘县大洞内发现的石制品的修理台面技术，痕迹清楚而标准，过去这种技术一向被认为是西方同期文化所专有，其他地区不可能存在。这一横空出世的考古发现，蕴含着意义非同寻常的文化信息。

　　考古发现让贵州的旧石器时代如同久远的画卷一样，在漫长时光中徐徐展开，哪怕过于久远，只见大概。桐梓岩灰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遗址，洞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这在贵州尚属首次，为研究人类进化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证据。水城硝灰洞遗址是贵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代表性遗址，在这里，古人类化石第二次在贵州发现。洞中出土的石制品最早使用“锐棱砸击法”，用这种方法打制的石器有28件，代表着一种新型区域性文化。同时，科研人员第一次在该遗址发掘中使用打制石器实验方法对出土石制品进行对比研究，此举开创了贵州实验考古的先河。锐棱砸击石片的甄别和提出，代表着一种全新考古学文化，对贵州旧石器考古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指导意义。

　　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是毕节老鸦洞遗址和兴义猫猫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均为晚期智人。猫猫洞出土的骨角器，有骨刀、骨锥、角铲等，都磨制得很光滑，给人以精致感。考古学家们认为，猫猫洞出土的骨角器，在类型和加工方式上有许多属于国内首创。

　　历史学家范同寿在其2022年初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在历数贵州各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后写道：“贵州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辉煌的，这种辉煌远远超过了长江以南的许多省区，即使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相比也毫不逊色。把史前的贵州称作中国南方原始文化的摇篮，一点也不为过。”

 

　　贵州的多彩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露端倪

　　张兴龙是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因为长期专注于史前考古，被同事戏称为“史前王”。2021年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这位贵州考古领域的“史前王”迎来了他16年考古生涯的高光时刻——由他担任领队进行考古发掘的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入选号称“考古界奥斯卡”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年至202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招果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5年，累计工作时长800多天的考古挖掘，最终确认该遗址文化堆积从距今4万年，一直延续到全新世，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堆积连续完整。招果洞遗址学术意义重大：在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该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墓葬和随葬品，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墓葬遗存和随葬行为之一。同时，该遗址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云贵高原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

　　站在招果洞遗址8米深的土坑里，你会看见令人震撼的场景——4万年的时间自下而上，被压缩进层次分明的土层，如同一本厚度8米、跨越4万年的“时间之书”。对这里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张兴龙只用看看你脚下的土层，就能告诉你，你站的那里是3万年前还是2万年前，让你感觉你一不小心就闯进了一出穿越剧里。

　　普定穿洞也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址，位于普定县城关镇青山村穿洞村民组后山孤峰山腰上，考古工作者在1979年到1982年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之多，文化信息量之大，简直像旧石器晚期的一个文化综合体，成为贵州高原曾经是人类史前文明摇篮的有力见证。出土不仅包括石斧、石锤、石刀等众多种类的石器万余件，还有磨光骨器一千多件，在当时冠绝全国。穿洞出土的人类化石数量众多，包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及下颌骨以及头骨残片和上、下颌骨残段、单个牙齿等。洞内堆积分为早晚两期文化，可能为不同族群所创造，这对研究云贵高原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族群迁徙、文化交流、生计方式转变等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历经了旧石器时代的辉煌，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的贵州又是怎样的情形?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是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获得了和招果洞遗址一样的荣誉：荣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可能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开始，一直沿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更晚。遗址对建立贵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探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以及与环境变换的对应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老坡底，是位于六枝特区县城西北30公里的岩脚镇里的一个村落。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小山村脚下，蕴藏着贵州新石器时代极丰富的文化信息。2005年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8处，分布密集，直线距离不超过1公里，而且属同一时期。老坡底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的发现，是贵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仅仅两平方公里的一个山间小坝子，便有8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基本相同的遗址，证明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文化的人类聚落。这是十分惊人的发现，它不仅能为贵州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有力的实物佐证，对探讨中国西南山地聚落遗存的构成与分布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平坝飞虎山遗址，坐落在一片良田沃土中央，环绕四周的坝子和远方的群山，正是古人类生存的依托，山腹中深不见底的大溶洞，便是他们的栖息地。从中发掘出的一片乳黄色陶片，年代距今6000至4000年，上面绘有一段带状红彩——在贵州大地上寻寻觅觅若干年，这是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第一片新石器时代彩陶。

　　范同寿在梳理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时说：“繁荣的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是中国南方同样有着辉煌史前文明的见证，又以它独特的文化个性及与贵州境外不同文化的内在联系，启发我们去作贵州多元文化历史源流的思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贵州的多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在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牛栏江、乌江、赤水河、锦江、清水江和北盘江等江河干流及其支流沿岸的旷野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台地遗址，揭示出部分人群逐步走出洞穴，沿江河分布的新型居住和生存方式以及文化沿河流通道传播的路径，这奠定了贵州多彩文化的基本格局。在贵州又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存——天柱盘塘遗址，出土石器的文化特征继承了湖南西部“潕水文化类群”的技术传统，陶器陶质、陶色、纹饰、器类上与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它们应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即高庙文化系统。盘塘遗址的发掘，使得考古学者对高庙文化的西进传播路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繁荣的文化，除了自成体系，也必兼容并蓄。

 

　　考古解锁的贵州故事

　　有过往更有将来

　　近年来表现不俗的贵州考古，其实是在质疑声中成长起来的。“说到贵州考古，一直被人疑问：贵州有挖的吗?能挖出东西吗?而我们7项‘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选，说明贵州不光有东西，而且还有好东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7项‘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存类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历史和考古资源特征，这些资源，也是贵州考古的优势。”

　　贵州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7个项目中，盘县大洞遗址、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属于史前洞穴遗址，时代从距今大约30万年到距今1万年左右，覆盖了整个旧石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时代。丰富的贵州史前洞穴遗址，成为梳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区域。这不仅收获的是贵州考古事业的成果，还有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更有对贵州历史文化的自信。

　　曾先后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梁太鹤说：“大量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贵州从数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存，史前500余洞穴遗址的发现，显示远古贵州的地理环境，很多时候曾经都是一片人类宜居的天地。贵州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7个项目，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和正确认识这种历史阶段性发展规律，尤其是其中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发生的作用，对于现今贵州大力保护与开发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尤其是发展绿色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深刻意义。”

　　现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曾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长期主持海龙囤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李飞，则把贵州考古的特点总结为5个关键词：上山，下河，进洞，入世，洗脑：“上山：从商周到战国秦汉，到宋元明清的一大批山地遗址被发现并深入研究，书写了山地文明的绚烂篇章。海龙囤所讲述的就是上山的故事;下河：各大河流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发掘与系统梳理，彰显河流在贵州历史上文化大通道的意义，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入洞：特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天然溶洞，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居住乃至永远长眠的理想之地;入世：考古发现与研究，不再是考古人的自娱自乐，而是积极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建设结合起来，相关成果在现场或博物馆得以及时展示，实现与公众共享;洗脑：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贵州这块热土的认知，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未来的贵州考古应持续在这些方面发力，发掘并阐释好我们脚下的这块热土。”

　　近几年，贵州考古在公众考古领域的突出作为可圈可点。近两年，贵州依托自然资源和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的史前、夜郎、土司、民族、流域、冶金等特色考古专题，在各种深入浅出的传播中走进大众视野。从2020年初贵州考古成果亮相央视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贵州考古的“涨粉”势头之猛，速度之快，着实令贵州考古人和考古爱好者欢欣鼓舞。其被关注的程度，已成为公众考古的“现象级”事件。据统计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有关“贵州考古”的新闻稿件，全网发布约1900万条。形式多样的媒体报道，以及各种别开生面的讲座和公教活动，让曾经“门前冷落”的考古在贵州变得生动温暖，也让围绕考古展开的“贵州故事”变得枝繁叶茂。

　　招果洞遗址作为贵州荣获最近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被媒体竞相报道，尽享近年“文博热”的福利。周必素认为这也让招果洞担负了更多使命：“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成果发布，对遗址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将成果奉献给研究人群和社会大众，应该才算圆满地完成了考古的全过程。”接下来招果洞遗址将不再继续进行发掘，“我们设想着能依托招果洞遗址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规划建设中国南方喀斯特洞穴考古遗址公园，并以此建立中国史前洞穴遗址考古研究基地，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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