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7月，遵义海龙屯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主战场的海龙屯，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400多年之后，令世人瞩目。

1979年，海龙屯再现人间的契机到来。在遵义市文化馆工作的葛镇亚，因为曾在《遵义府志》中读到过遵义有个海龙屯，是“平播之役”的主战场，位置在距离城北面几十公里外的某处。于是仅凭一句简单的记载，葛镇亚开始寻找海龙屯。直到终于在白雪皑皑的一天，于遵义城北约30公里的深山之中，发现了一道矗立在冰天雪地里的黑色关口。海龙屯，不仅在史料上存在，现实也依然存在。

如今已经为世界所知的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处，三面环水，一蒂孤悬。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差大约400米，非常险峻。从东面往上走，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共有六关口：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山顶有一圈城墙环绕。西面还有三道关口：西关、后关和万安关。整个城墙围合的面积大概有0.4平方公里。

见证播州杨氏土司统治土崩瓦解

公元1600年春，一场血战在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开满杜鹃花的山野激烈上演。这就是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这座终被攻克的土司城堡就是海龙屯。

被《明史》称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的海龙屯，被八路并发的24万明军围得水泄不通，耗时48天的激战血流成河。最终明军破囤而入，一举歼灭此前一年起兵反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24年的统治。战火过后，海龙屯化为废墟。

这场战事还见证了土司制度在播州的土崩瓦解。杨氏家族在播州的世袭统治，一共经历了27代，30位杨氏族人担任过播州土司。杨家第十五世土官杨文修建了海龙屯（即“龙岩新城”），那时候它还是一个南宋朝廷与地方土官联合修建的抗蒙山城；到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这里，则对他祖先所创建的海龙屯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最终它成为一个地方土司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就在海龙屯被重建的区区数年之后，这座规模宏大、构思奇巧、工艺精湛、设施完备的军事城堡便毁于播州之役的战火。播州的土司制度自此终结，次年，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两府，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

这段历史在很多史书中被记载，但沦为废墟的海龙屯直到40多年前才进入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末，海龙屯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海龙屯首次进行考古试掘；2001年，该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真正让海龙屯的面目完整浮现，使之备受关注的，是2012年开始的更为系统的海龙屯考古发掘。那年4月23日，现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时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李飞带领一支考古队进驻海龙屯，一场漫长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飞龙关（前）。

“当时的感触就是震撼。”2005年第一次登上海龙屯的情景，李飞记忆犹新。险峻山巅之上，保存在地表的残垣断壁和雄伟关隘，带给人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回首这10年，在海龙屯巅度过的上千个没有城市喧嚣的日夜，李飞说：“对习惯于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对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心。”在海龙屯，对意义的追寻从废墟开始。

海龙屯考古发掘的10年中，海龙屯以及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几乎将中国考古的所有重量级奖项尽收囊中。海龙屯遗址2013年、2014年连续获得中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年，遵义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贵州、湖南、湖北）在“2015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2013～2015年度“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屯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田野考古的“金奖”；2021年，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是贵州唯一入选的项目；2022年海龙屯遗址和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土司考古”掀起“土司学”热潮

2022年，海龙屯考古“十年磨一剑”的成果——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编著的，4卷225万字的考古报告《海龙囤》（报告沿用文献旧称）重磅出炉。该书入选该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成为贵州考古70年来首个入选“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的考古报告。 

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在序言中评价：考古揭示出的海龙屯规划，通过研究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在他看来，“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经过10年从考古发掘到撰写考古报告的工作，李飞这样总结它对海龙屯的认识：“它的前身是一座抗蒙山城，是一座由政府和当地土官共同营建的国家防御工程；后期，它是地方土司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从宋到明，它经由了国家防御工程到地方防御工程的历史变迁。”

如今，海龙屯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用今天的话来讲，土司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国多制，其核心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这一制度保障了国家的统一，也保障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弊端，因此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李飞说。

朝天关。

海龙屯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动用了航拍、航测等科技手段，通过对周边遗存的梳理，整体推进了对播州杨氏及其相关遗存的认识，深化了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并由此提出了“土司考古”的新课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早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就与播州杨氏土司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凭借对土司文化和杨粲墓的了解，她将博物馆的展陈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2012年，周必素调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所长，主要从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以及西南地区宋元明时期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首席专家，周必素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存考古研究回顾》一文中，从司治、军事遗址、墓葬、碑刻、宗教等九个方面对西南土司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认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司考古工作，特别是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不仅是对土司制度文明的探索，也掀起了一阵“土司学”热潮，从中国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的申遗、管理、利用、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文献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激活海龙屯的历史文化价值    

2023年10月，海龙屯考古工作站将发掘的1.5万余件重要文物进行移交。其中，59件套文物入藏贵州省博物馆，66件套由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留存，剩余文物主体留在当地，由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接管，以保障其完整性与真实性。

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2年3月，共出土重要文物15212件（不含动植物遗存），其中有小件号的重要标本8558件。这些出土文物在2022年7月考古报告《海龙囤》正式出版后，按规定可将之进行分配。文物进入博物馆，让大众得以见到，正是为了让尘封已久的文物“活起来”。

万安关。

海龙屯遗址出土文物的移交是贵州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土文物移交活动。“移交文物内容丰富，既有窗框、屋脊等石雕建筑构件，也有来源景德镇的青花瓷器，还有极具特色的各类冷兵器。”据李飞介绍，贵州省博物馆会预留一定空间，应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立体化展陈这些文物，还原它们背后的故事。

海龙屯的考古成果，终将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大众展示。无论是出土文物在博物馆供大众参观，还是以游学的方式让大众得以在海龙屯遗址上追溯历史。

通过文旅融合，海龙屯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展开了合理有效的开发，让这处凝结了历史印痕的遗址得以面向大众。如今，海龙屯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并成为经教育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批准的遵义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景区内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农家乐、研学场所坐落在山下，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历史学家范同寿认为，对贵州而言，海龙屯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说是一笔潜在的巨额财富。“杨应龙建造城堡的目的是与明军对抗，建成后的海龙屯却大大超越了杨氏土司的初衷。龙岩山的雄奇加上巍峨壮观的建筑，这种高高在上、古朴、沉静、肃穆、清新的景观，只有在贵州高原这样的环境里才能被打造出来。”

飞虎关。

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大型军事防御工程所依附的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贵州境内的其他土司遗存，让海龙屯不仅仅只是海龙屯。它与贵州自古以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它的阐释空间以及所能产生的价值，还值得无限期待。范同寿认为：“支撑这一古代军事建筑的，是源远流长的播州土司文化；让海龙屯保持无限独特魅力的，是群峰逶迤，谷深山高，犹如鬼斧神工的黔北锦绣山川；与海龙屯相辅相成，互映成趣，如闻播州千余年历史吟唱的，是散布各地的播州土司庄园，包括杨粲墓在内的杨氏土司墓群和不断引起考古学界惊叹的黔北宋墓。”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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