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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为何把几十万军队留在贵州就地为民
贵州文化网 发表于:2021-09-21 23:38:50 来源:贵州文化网 作者:三少飞扬 点击: 评论:0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新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控制的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关东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天山南北是蒙古人建立的察哈台汗国。长城以内的中原、巴蜀、江南、湖广等地经过各个朝代的经营开发,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但地域广阔的“夷蛮之邦“,地处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却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人烟稀少。西南地区被元朝所封的梁王匝剌瓦尔密固守盘踞,朱元璋多次招降,梁王自恃地险路遥,顽固据守。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领30万大军远征西南,数月明军平定云南。

局势得到稳定后,朱元璋担忧大军撤回后,云南又成孤悬,于是下令数十万平定梁王的西征军队在贵州就地军屯。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几十万人的军队,供养成了大问题,靠赋税?靠征调?都不现实。战争进行当中,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说:“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赏识,最终,朱元璋也选择了让军人自己养活自己。

曾经铿锵作战的将士们开始拿起锄头,开垦田地。20万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在农村屯耕,有10多万人加入垦荒的行列。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军食自赡;一边操练军事,以防战乱。从贵州腹地的安顺向西到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景东,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军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开垦周围的土地。

昔日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南的农家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这些屯军寨子是按军队编制分布的,它们分别由六个卫来管理,这六个卫分布在贵阳和曲靖之间。分别是:威清卫(即今天的清镇市)、平坝卫(今天的平坝县)、普定卫(今天的安顺市西秀区)、安庄卫(今天的镇宁县)、安南卫(今天的晴隆县)和普安卫(即今天的盘县)。这六个卫就是今天贵阳以西六个主要城市的雏形。贵州不少城市也都源于当年的屯军营寨。像今天的黔西县,就是普定等六卫建城之后,明朝政府营建的郭张城 。当年的屯军只是朱元璋和征南将领手中的“棋子”,在云贵高原这张偌大的棋盘上,他们根据全局的需要,选择战略要害,轻轻一放,无意间造就了今天的屯堡城镇和村寨,被称为“调北征南”。

实行军屯制度后,为了稳定军心、保障固定名额的满员,使军士“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于逃散、脱籍,大明王朝规定“正军”、“军余”必须携带妻室儿女,无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同时,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到经济滞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在“鼓励”的同时,也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流民和平民迁往贵州。迁入的平民,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成为“民屯”,也被称作“调北填南”。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南和中原一带,根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年间进入贵州的移民在160万人以上,永乐年间在35万人以上。另据《安平县(今平坝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发配到平坝卫。偏僻遥远的贵州就这样迎来了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移民。这些移民中,一部分是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一部分是内地的良家子弟。他们的到来,一方面扩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一下就冲进尚在半原始状态的贵州,极大地带动了贵州的发展。汉族的比例也第一次超过其他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体。

明初,政府只在贵州设立卫所。随着“民屯”的展开,开始设置郡邑,“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对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来说,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只是权宜之计,而“调北填南”才是长久之计,是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习惯上,人们把贵州的“军屯”后裔称为“调北征南”来的,而把“民屯”的后裔称为“调北填南”来的。现在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凡是叫“屯”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征南”来的军人后代;凡是叫“堡”的村寨多大是“调北填南”来的平民后代。

人口流动是一种进步现象,改变了“老死不出乡里”的凝固、封闭状态。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过多固然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人口过少则缺乏开发的力量,移民对“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明代移民的主体是“屯民”,他们是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农民,开垦土地,发展农耕,在农业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促成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发。移民把中原、江南等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贵州,逐步改变了贵州“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农业生产在“渐比中州”的更高层次上得到发展。

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上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大搬迁”,将农耕技术、工艺制造、中原式建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贵州这块土地上,从而改变贵州的文化面貌。

贵州文化的兴起,与明代教育有很大关系,办起了卫学、府州县学、宣慰司学、书院、社学、私塾,朝廷还在贵州开科取士,贵州人有机会参加全国的人才选拔,人才联袂而起。别的不说,唐诗、宋词中没有一个贵州人,而明代有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的孙应鳌,有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的杨龙友,有被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吴中蕃……,

贵州建筑的经典之作,不少是明代的,如有贵阳的甲秀楼、文昌阁,遵义的海龙囤,安顺的文庙,平坝的天台山伍龙寺,福泉的古城、葛镜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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