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文星街德国传教士于清宣统三年(1911)修建的福音堂和七星关区百花路19号德国天主教徒建于民国初年的教堂,虽然历经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但至今仍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他们便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是毕节市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贵州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八十多年前,他们共同见证了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其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于 11月19日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根据中革军委“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的指示,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中旬进入贵州,开始了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七星关)资料图
1936年2月2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鸭池河天险进占黔西,2月5日,中共湘鄂黔革命委员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创建川滇黔省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6日,红军占领大定。
大定(今大方)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边,介于黔西、毕节两县之间。清朝康熙年间曾在这里设府,是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时期,在毕节设立专员公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到毕节,但大定的经济、文化仍较为发达。当时,大定地域相当广,今纳雍大半个县、金沙县部分区均属大定管辖,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设立了九个行政区。
红军进入黔西后,国民党大定县长马仁生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带上妻子儿女和钱物逃往乡下。而广大穷苦人民听说红军来了,高兴万分。2月5日晚,干人喻金亭、顾炳清等人在进步人士彭新民的带领下,发动群众,准备迎接红军。翌日凌晨,喻金亭、顾炳清等带领100多干人,打着灯笼火把,举起写有“欢迎红军入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共产党万岁”等三角小旗到南门城外迎接红军。上午10点左右,二军团五师先头部队在师长贺炳炎、政委谭友林的指挥下首先到达南门城外,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大定县城。
1936年2月7日,在任弼时等军团首长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8日,在大定城关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任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会上,任弼时和代主席陈希云发表讲话,阐述共产党、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宗旨,号召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提出革命委员会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抗日反蒋的神圣职责,是抗日救国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人民群众的抗日革命政府,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抗日反蒋武装,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人民,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工商业,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坚决惩办一切卖国贼、汉奸、反革命分子。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深入各地宣传革命主张,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2月17日,根据斗争需要,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毕节县(今七星关区)百花山福音堂办公。
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开展打土豪、扩红军等革命斗争
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同时批准成立“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简称“拥红会”),推举大定城关的彭新民为主任,喻金亭、顾炳清、贺云等人为委员。在毕节,也建立了中共毕节县中心县委,成立了毕节县抗日大同盟、毕节县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拥红会”、“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是临时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做抗日救国反蒋工作,协助红军,做红军后援,组织地方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办理交通商务等。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大方县) 资料图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拥红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革委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红军深入各地宣传革命主张,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几天之内,毕节、大定部分区、乡、村建立了革命政权。大定瓢儿井区,正式成立了瓢儿井苏维埃政府,在红军武工队的帮助下,选举穷知识分子王宜斋任区长。响水区也建立了区政府,委任了区长。当时大定境内,红军足迹遍及九个区(今大方13个区,红军都到达),建立游击队和基层政权的有30多个乡;毕节的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地建立了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49个。大方城关等地建立了游击队,队员近千名。游击队有直属游击队,队长贺云,队员30余人;城东游击队,队长王幼光,队员10余人;城南游击队,队长喻金亭,队员30余人;城西游击大队,队长吴明轩,队员300余人;城北游击队,队长黄绍荣,队员10余人。在各区、乡也建立了游记队,比较著名的有瓢儿井游击队,营长周海银,游记队员100多人;双山游击队,队长徐少清,队员30多人。毕节各区、乡、村组建了头步桥游击大队、鸭池游击大队、长春堡游击大队、小坝游击大队、层台游击大队、朱昌游击大队、撒拉溪游击大队、杨家湾游击大队、海子街游击队、八寨坪游击队、观音桥游击队、中屯游击队和七星关游击队等44支游击队,共有游击队员两千四百多人。
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斗争中,大定县9个行政区,就有8个区50多个乡镇共打土豪1000多家,缴获粮食5000多石(近300万斤),银洋50多万元,物资折银洋10多万元,大烟2000挑。毕节县共打土豪、派大户纳粮纳物达540多家。此外还镇压了一些反动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霸和土匪。为分化瓦解敌人,红军非常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对坚持反动立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个别反动分子,坚决镇压,并把财产分给穷人;对能主动交出财物,表现较为老实的免予斗争,属工商部分不予没收;一般土豪,只要交出财产,没有民愤,给予从宽;对开明士绅,门上贴上“不作打土豪对象,予以保护”的告示。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同时,大力宣传土地分配政策,对地主占有土地进行调查,有的还查田评产。红军把没收来的钱物分给干人。广大穷苦群众们分得胜利果实,当家作了主人,笑逐颜开,高兴万分,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并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在大定、毕节等地,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加红军和夫妻、兄弟、父子都参加红军的现象。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建立根据地的短短的二十多天内,黔西、大定、毕节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新编为十四团,隶属二军团五师。萧克将军曾感慨地说:“这是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贵州省抗日救国军
在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红二、六军团一方面加强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一方面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月14日,在红二、六军团的亲自领导和帮助下,“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宣布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率先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邀请贵州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参与根据地的建设,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出任参谋长。
贵州抗日救国军全军下辖三个支队,共3000余人,司令部设在毕节城内周素园先生的家里(今和平路74号)。三个支队分别由贵州省工委争取掌握的原王家烈部黔军二十五军席大明部、周质夫部、阮俊臣(中共党员)部组成。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活动在毕节西部的撒拉溪、杨家湾、田坝、阴底、放珠一带,第二支队周质夫部随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活动在毕节城区及鸭池、小坝、海子街、和官屯一带;第三支队阮俊臣部以接应“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主要任务,活动在对坡、大银、燕子口、林口、生机、清水浦一带。
大定拥红会布告 资料图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建立后,红二、六军团总部又抽调红六军团民运部长李国彬(又名李光清)、红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廖明、团政处主任欧阳崇庭分别担任三个支队的党代表(即政治委员),同时还在红二、六军团抽调部分营连干部到第三支队去工作,以加强支队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1936年2月底,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时,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参谋长邓止戈率领二支队跟随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行至赫章平山铺时,二支队被编入红军,与二、六军团一起北上,后参加了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奔赴到抗日第一线。而年近六旬的周素园老先生,除了积极投入繁忙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工作、根据地诸多事务之外,还利用自身的威望,以及故交好友的身份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写信,用“护国首义”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意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这些信件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滇军,使得他们在根据地西线按兵不动,有利于红二、六军团集中力量对付东线进犯之敌,为根据地建设争取了时间;也为其后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提供了一定条件。后周素园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曾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返回原籍,贵州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向乌蒙山区回旋转移期间,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根据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王震指示,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曾参加著名的哲庄坝战斗,策应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离开赫章后,支队与前来进剿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殊死斗争,终因寡不敌众,部队被打散。支队司令员席大明也于1936年10月被四川军阀杨森抓捕,同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毕节。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在支队长阮俊臣、政委欧阳崇庭的领导下,坚持最久,斗争最有效。在红二、六军团离开黔西北后,第三支队奉军团指挥部和贵州省工委之命,在川滇黔边进行游击战。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在赫章、威宁之间艰苦转战。这时,第三支队决定放弃寻找红军主力的计划,在金银山袭击参加“追剿”红军的敌万耀煌纵队九十九师十四团,击毙敌副团长,歼敌8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1936年6月以后,第三支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继续坚持斗争。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在贵州期间帮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成分的一支抗日反蒋地方武装。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的建立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为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建立根据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扩大红军、筹集粮饷,实现战略转移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定执行民族政策,帮助建立“苗族独立团”
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除汉族外,这里还居住着苗、彝、仡佬、蒙古、白和南京、穿青、蔡、仲等民族,少数民族中,彝族人口最多,苗族次之。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 资料图
八堡六寨就是一个苗族聚居地方,是个千户大苗寨,位于大定县城北的青龙山下,由上寨、中寨、下寨、青杠寨、新寨和桦匠寨等六个寨子组成。这里不仅风光秀丽,风情独特,且人文历史厚重,居住在这里的“六寨苗”同胞具有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精神,富于革命传统。椐大方史料记载,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转战贵州,途经八堡时,“六寨”人民以苗族最高礼节“咂酒”待之,并与石达开部并肩战斗。石达开感动之余,呤诗一首:“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红军到了这里,非常重视民族工作,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吃了东西加倍付钱等,并给病残老人看病、挑水、推磨、打柴、煮饭等,深受少数民族的爱戴和拥护。
同时,红军在《对苗族的标语口号》中指出,苗族同胞要获得解放和自由,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其他民族,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武装,打倒最凶狠的敌人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卖国贼,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得到翻身和解放。为发动广大苗族同胞,六军团政委王震派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有才带上宣传员深入到六寨苗族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他们出现在苗族村寨时,热情好客的苗族同胞迎了上去把他们团团围住,亲热得像一家人。通过宣传,很快就把苗族同胞发动组织起来了。
1936年2月25日,王震同志在毕节百花山福音堂六军团部接见了李正芳、李德洪、李义竹(李洪昌)、李义猫、李义舍(李绍荣)、马义梭(马文明)、马小郎(马如兰)、马义早、王义佳(王少武)9位苗族同胞及5位汉族同胞,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一起共餐、合影留念,帮助组建“苗族独立团”。临别,每人发给1支枪5发子弹,王震同志还亲手将“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的旗帜授给了六寨的代表,指派谢有才为独立团政委。
在红军的帮助下,“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筹建工作进展顺利,队员发展到300多人,并指定六寨苗族自然领袖李绍北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各寨为一个游击队,由寨的自然领袖负责,同时,决定在八堡街上召开“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正式成立大会。但由于消息被泄露出去,就在游击队进入大坡八堡街上准备召开“苗族独立团”正式成立大会时,突然遭到地方民团陈继常等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谢有才、李绍北冲出重围脱险,李正芳和两名宣传员被敌人抓住,李正芳寻机逃跑,宣传员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苗族独立团虽未正式建立和开展革命活动,但六寨苗族同胞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月20日,从毕节小坝送往八堡的47名在将军山战斗中受伤的红军伤员到新寨时,杨义沙和李义竹带着全寨男女老少在路旁迎接,全寨三十几户人家,把床铺让出来给伤员住,并组织妇女护理,为伤员做饭、洗衣、洗伤口、上药等。为防止民团袭击,苗族同胞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一天,嗅到气息的民团来到了新寨,全寨苗胞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寨后山洞躲藏起来。有个伤员遭到民团袭击牺牲后,苗胞们怒火万丈,集中火枪还击,一直追到五六里之外的飞沙梁子。回来后,含着泪水,把烈士安葬在寨子对面的小山坡上。在苗族同胞的精心护理下,伤员很快痊愈归队。之后,他们每年都要去山上为红军烈士扫墓、缅怀革命先烈。
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红军到达大定后,蒋介石惊恐万状,亲自飞抵贵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等部7个纵队9个团的兵力向黔、大、毕发起猖狂进攻,妄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黔西北。
1936年2月3日,红军到达黔西,万耀煌部抵达打鼓新场,其先头部队逼近三重堰。14日,万敌乘虚攻占黔西县城,逼近大定,斗争更加严峻。16日上午,贺龙从90多里的白腊场赶到大定县城,召开革委会议,部署对敌作战方案,提出选择一、二个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会上,他反复强调,要让劳苦大众真正起来当家作主人,自觉起来保卫和建设自己的家乡。会上还决定“革委会”迁驻毕节。会后,十七师开到白腊场,二军团直属队,四师、六师开往公鸡山一带,迎击郝部。在乌溪西岸与敌激战了两天的红十八师于当日退离县城10多华里的沙坝、黄河一带。
王震(前排左一)在毕节百花山接见六寨苗代表 资料图
18日清晨,红六师按照总指挥部的电令,从大定县城出发,经六龙、公鸡山等地,下午四时到达黄家坝革左梁子街。黄家坝(现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在县城东北部,离大定县城100多里,四周群山环抱,附近有老街和革左梁子街两个小集镇,是大定通往黔西的要道。此时,郝部五十四师、新八师已到普底老街至黄家坝一带。黄昏时分,红六师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分三路向黄家坝郝梦龄发起猛烈的进攻,很快攻破了敌跑马场第一道防线。红军巧妙地用灯笼、手电筒等迷惑敌人,接着突破刺楸树第二道防线,经过激战,又攻破火烟洞第三道防线,敌人伤亡很大,黎明前战斗结束。红六师完成阻击任务后,迅速撤离黄家坡革左一带,而郝敌龟缩在老街梁子上,继续构筑工事,不敢前进一步。这次战斗,重创敌方先头部队,击毙敌团长1名,营长3名,连以下官兵100多名,伤数百人,缴获机关枪1挺,长短枪60支。
2月18日黄昏,国民党万耀煌部突破红十八师黄河、沙坝防线,占领大定县城。同时,萧克接到贺龙、任弼时的来电要十七师于翌日在县城西北一带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经侦察后,肖克选择了将军山,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将军山离县城10多里,是大定通往毕节的要道,这里山高林密,山起伏,是贵州省唯一通往黔西北,连接四川、云南清毕公路的必经之地。2月19日凌晨二点,红十七师发扬了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师长刘转连的指挥下,拂晓前从六龙赶到将军山,与红十八师五十三团会合,根据地形,迅速部署战斗。清晨,万耀煌部“尖兵”营从县城向将军山进发。“尖兵”营亦称“敢死队”,是万敌从遵义向黔、大、毕进犯时从各团抽调精壮士兵组成的,共7个连,500多人,一直打先锋,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这一仗,萧克同志从六龙赶到将军山亲临指挥。约10点钟尖兵营进入红军伏击圈,五十团首先向敌人开火,五十一团截断敌人后路,尖兵营凭借武器精良,与红军展开激战。遭到红军猛烈袭击后,发现后路已被截断,妄图向西强占有利高地,又遭到红军的袭击,突围不成,伤亡很大。经过一个半小时激战,全歼敌尖兵营,营长武宗琦开枪自杀,毙敌100多人,俘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步枪300多支。红军不虐待俘虏,被俘的300多人,通过教育,愿意参加红军的就表示欢迎,要回家的,同样发给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有200多人参加了红军。将军山伏击战后,红十七师在这里构筑工事,据险阻击敌人,成为敌军进犯毕节不可逾越的鸿沟。萧克同志后来评价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阻止了敌人的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2月25日,郝敌进到锅厂,威胁红十七师将军山阵地,万敌又向将军山大举进攻,红十七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守住阵地。26日,按照预定方案,向毕节边打边撤,向毕节开进。
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全部撤出毕节。
红二、六军团撤离黔西北根据地后,反动势力立即向革命群众发起疯狂的反扑。大定县“拥红会”主任彭新民因被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官僚地主陈伯乐、章鼎山等人的强烈要求及贿通之下,2月27日被杀害于响水。接着,大定城南游击队队长、拥红会委员喻金亭,游击队员游干氏(女)、钱大班、胡世新等和群众20多人惨遭杀害。之后,城南游击队员杨子清、杨国均、杨国诚、徐必福、徐少清,城西游击队队长吴明轩等人也被国民党杀害。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遭到国民党清洗,有的队员被杀害。毕节的革命群众,也相应被当地反动势力镇压和迫害。
2月27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后,向威宁等地乌蒙山区转移。这时,红二、六军团的处境十分困难,斗争更加艰险、残酷。29日,夏曦不幸牺牲,贺龙的脚背又裂了条长口,血流不止,疼痛异常,步履难行,他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又不肯上担架,拄着棍子,艰难地行走在崇山峻岭间的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没有药,他就用火烧焦伤口来止血。任弼时也患了肺病,骑马困难,又不肯上担架。在贺龙、萧克、王震等同志的多次劝说下,他才勉强上了担架。更为严重的是几个月来与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坚信革命一定成功的信念,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借复杂的地域地形和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搏斗,粉碎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保存了自己。3月15日后,红军从密集的敌人中间迅速穿了出去,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于3月22日进至宣威以北,直取滇东,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六军团从湖南出发到黔、大、毕,长途行军6000余里,1936年2月2日进入黔西,27日,撤离毕节。这25天中,建立了黔西北根据地、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帮助成立了贵州省抗日救国军、苗族自卫独立团、“拥红会”等军事和群众组织,进行了保卫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等一系列施政方针及革命实践活动,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实践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瓦解了敌对阶级的营垒,孤立了反革命分子,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巩固了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前方作战,是在革命艰难时期,贵州地下党组织、黔西北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在党和红军领导下并肩战斗的胜利果实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灿烂篇章。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贵州大方历史(1935—1978)》,中共大方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
2、《中国共产党毕节县历史(1934—1993)》,中共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党史研究室、毕节市七星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云南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
3、《红军在大方》(内部资料),中共大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作者简介:
胡凌,男,汉族,1977年11月生,贵州大方人,中共党员。教过书、做过文秘、当过乡镇干部,现为公务员,闲暇之余,偶有文字见诸报刊杂志。
统筹:刘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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