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外交涉的新认识。“1894—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正在华中担任湖广总督，他的辖区内有五千万富裕的人口，生活在一条堪与密西西比河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的两岸地区，而且还有一个帝国的重镇汉口作为其商业中心。当他看到中国军队被那些受蔑视的岛国蛮夷打得落花流水时，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张之洞曾经在广东任过职，他敏锐的思想里接受了已经产生变化的中西方关系。他觉察到有一种新的阳光正照耀着西方世界。他并不完全理解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元素，但是他看到它包含着一种中国圣人并不知道的力量——通过科学和通俗教育，人们可以驾驭自然界的力量。

他感觉到中国必须顺应这种事物的新秩序，否则就会灭亡——即便这种新秩序与中国古老传统之间的区别之大，就像太阳改从西方出来那样。他看到并且感觉到知识就是力量，……于是他便开始通过撰写一系列讲稿，以教育自己的部下这种形式来传播他的新思想。他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一个题为<劝学篇>的集子，并把它交到了光绪皇帝的手里，后者谕令将其发给全帝国的每一位总督和巡抚”。

1898年，湖北地区又掀起了反洋教的浪潮。“1896年总署拟订的<地方官吏接待教士章程>规定,总主教地位相当于总督、巡抚,其余教职人员相当于道、府、州县等官员有差。这自然大为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随着甲午战争后,外国教会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从1898年开始,湖北地区出现了反洋教斗争的第二次高潮,且斗争形式从以往的偶发事件向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发展”。

“与日本人的战争……清楚地说明,仅有新式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在武器的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精神。于是中国文化发生转变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这个时期运动的发展并不平稳,许多运动领导人在日后转向其它方面,或是流散到世界各地。……张之洞却充满了中世纪的儒家精神,还有这种精神带来的对高尚和形式的要求”。“最初，他属于一个保守派的运动“清流党”,渴望用古老的中国精神对抗新时代。

他写了一篇关于学习的必要性的著名论文(«劝学篇»),努力在新与旧之间寻求妥协。儒家思想中那些神圣的东西应该一如既往地保留下来,它们仍然是其魂的不可表法的避难所。……这位年老的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是以儒家思想及其基本道律观念为核心,以欧洲及其力量为外壳(中体西用)”。

“1895年后，教士教民气焰益高，民教冲突随之转烈，各国的态度，更为蛮横”。“甲午议和以后，中国畏敌如虎，教士势力日益滋长，奸民失业者从之如归,蒙慎以弱良善。浸而告诉无门,私相仇杀,或以口语相怨恶。教士受教民播弄,遇事不关白地方,報诉之领事。

领事请外部,外部得夷书一纸,想然恐开边衅,即请旨严请督、抚。督、抚责州县保护不力,不问事曲直,,郷劾罢之。……近十余年来,民畏官,官畏督抚,督抚畏外部,外部畏公使、领事,内外相忍,层累压制,民积怨不伸。好乱者调弄笔音,因之骂官长、倡新法,积非成是,牢不可解,浸成不可收拾之势。

“为在中国推广基督教文明,张扬新的文化思想,以征服旧的中国,传教士认为必须“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这是所谓维新运动道德基础的关键”。张之洞指出，中国古时各国角逐，讲究的是远交近攻，这尤其适用于当今终日之间的情势。“从古各国角立之时，大率皆用远交近攻之道，而於今日中倭情势为尤切”。因为今日中国的国力，非但无力与西方各国抗衡，也抵不过东洋日本，必须找一个缓祸的方法，让国家得到喘息和自强的机会。

“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此时事机甚紧，变故甚多，卽日夜汲汲征缮经营，仍恐不及，若不急谋一纾祸之方，恐无喘息自强之暇”。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寻求外援。“中国于外洋各国，向皆一例齐观，此次遂无援助”。

综合各种利害关系，张之洞认为最应该与俄国立约结援，“缘英以商朘中国之利，法以教诱中国之民，德不与我接壤，美不肯与人兵事，皆难议此”。“查俄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卽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案，各国争斗，而俄国不与其事”。

巨野教案（曹州教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随后出兵占领胶州湾。张之洞认为此次教案明面上是因为德国两名传教士在兖州被害，实际上是因为德国对山东垂涎已久，借故发难，趁机出兵占据胶州湾。“此由兖州杀毙德教二人而起。彼垂涎已久，藉端寻衅耳”。

在张之洞看来，德国政府本来并无意出兵占领胶州湾，亦不想借此与中国开兵祸。但是由于当地德国主教曾电报德皇，称传教士乃是被中国兵丁所杀，乃是受中国官府指使，才使得德皇命其在华兵船占据胶州湾。“是德廷本无欲占胶州之意，亦无开衅之心，乃误听教士初次电语，故旋即饬离开胶州”。“顷闻人言，教士被戕时，德国主教径电德国君主，言德教士为兵丁所杀，必有官主使。德主接电甚怒，立电在华之水师副提督带兵船赴胶州。嗣德主教第二次电德廷言，係为旧兵丁所杀。……德廷接此电后，立即电水师副提督离开胶州”。

张之洞遵旨拟写了五条交涉建议。首先，张之洞认为此事根源在于巨野教案，“此事以教案为根”。德军强占胶州湾，主要是由于山东传教士的唆使。“此案初出，教士径电德主，言係官兵所杀，必有官主使。故德主甚怒，立电兵船据。胶嗣接教士续电，言係散勇，德廷立电水师提督离开胶州”。因此张之洞认为此时应该先处理教案，以安抚传教士。“此时许使宜先将教案立论，言教案已极力速办，可优於所索。卽在济宁发巨款十万，由官代修一新教堂，敕赐匾额，仿宣武门教堂故事，并酌赏古玩器物。

一面降明旨通諭，禁薄待教士，并详述教係劝善。德虽是藉口占地，然教士之愤稍平，则助势激众者较少”。其次，酬谢德国归还辽东半岛。给予德国一地屯兵，但是胶州湾必须让其退还，或者将胶州湾改作商埠或划出租界，保住这一海口。“德无屯兵之岛，必予一地。惟胶湾必宜设法商令退还，恐各国效尤。俄占旅顺，倭占威海，英占吴淞，法占琼州，海口全失，海军无澳，永无自强之望，不可为国矣。只可以福建他岛与之，以为酬谢。

虽或加他项利益，亦可至胶改作商埠，多给租界，……”第三，请俄国设法斡旋诸国，让其在此案中相助，事成以后酬谢。“各国乘机效尤，纷纷占地，各国皆同，俄亦自为，并无轩轻。惟俄舰已集旅顺，无术麾之使去。闻俄禁兵登岸，嘱勿惊疑，且告我极力相助，是俄尙有分寸，尙有外面，较之英来文明言索地者稍胜。只可因而用之，密速切恳相助。但议定事成后，大连湾万勿久占，以免他国藉口，我当别予酬谢”。

可以说，张之洞就胶州教案给出的建议，体现了他熟权利害、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惟有熟权利害之轻重、远近、缓急，但使其害岁月稍缓，距京师津沪稍远，尚容我于数年间赶紧振作补救，尙可免力支持，徐观各国之变”。张之洞着力于保住中国的海口，“若各海口尽为各国分踞，扼我咽喉，断我南北海道，四面困逼，富强无资，中国直如印度矣”。

至于胶州湾一事，总体分为了结教案与让地屯兵划分两件事最为紧要，但是让地是做为对外国妥议教案的酬谢，而不是因为教案而让外国占地。“让地是酬谢他，不归教案。如此，则以后教案方有办法，否则一教案即占地，中国断无策以善其后也”。

考虑到当时各国在华情势，张之洞分析分为俄国、德国和法国为一党，英国和日本又为一党。虽然他们在华都是为了谋求利益，实际上并无差别，但是还是可以分而利用的。“大率俄、德、法为一党，英、倭为一党，彼分党合谋，效尤图我，并无轩轻，……”张之洞认为此时可以对英国和日本实行羁縻政策，让俄国、德国和法国有所忌讳；同时结交俄国，那英国也不会要求太多。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止德国在中国的怒火，让各国在华势力互相观望和牵制。“然羈縻英、倭，则俄、德、法稍有所忌。结交俄国，则英所求亦不能甚奢。而尤在先息德主之暴，各国互相观望牵制，或可稍戢凶锋，……”在各国中，首先要与英国交好，利用其水师的威力震慑德、俄。“必须将英国安顿妥帖，善为覊縻，不然必有急祸。英久擅东方海面商利，此时深忌俄、德、法而联倭。

英东方兵船最多，彼一面逞忿於俄，一面将肆毒於我。……此时旣不能拒德，又不能逐俄，显有偏重，似以兼联英、倭为要策。德使诡计，乃藉端生波，待其大队兵船，彼时各国同时下手，我若联英，尙可与商和缓办法，我不联英，彼自用兵力强（古）【占】矣。英船入江，将沿江炮台占踞，於口岸处所陆兵登岸屯札，腹心已溃。且各省商民惊扰，匪徒乘机遍烧教堂，大局不可为矣”。

因此，张之洞认为当前的合纵连横之法“首在迅速兼联英、倭，英既联则倭附之”至于联合英国的方法，张之洞认为可以通过总税务司赫德与英国公使妥商。“至联英之法，……似可切询总税司赫德，英国意拟如何联法，卽可与英公使密商，告以专使前往太迟，恐来不及，卽电驻英罗使，令速商外部”。

至于德国，则派许钦差面见德皇，打消其侵略的嚣张气焰；俄国则告知其既不能阻止德国占领胶州湾，又不能帮助解决教案，所作所为只是给了英国口实，可以许诺给他们其他利益使之不要占领旅顺；至于日本只能提防其入侵。“德事仍望电派许使为头等钦差见德主面陈，并致国电德主好兵而性，冀稍缓其焰。二也。俄旣不能阻德占胶，又不劝了教案，且贻英国口实，帮助何在。宜切实恳之，许以他项利益，万勿占旅。三也。倭情甚急，自欲防害，必无奢望，落得联之，另电详陈。四也”。

来源：历史有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