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焘，原名卢启熹，号寿慈，壮族，1882年9月1日出生于广西宜北县(今环江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卢焘常常听到老人们讲述本地才院村莫梦弼反清武装起义的故事，他幼小的心灵里铭刻了深深的烙印。卢焘的青年时期，正是我国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他耳闻目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民族的深重灾难，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1904年8月，他在庆远投济字营龚捷三统领的幕中做事，结识了张铁城，两人朝夕聚谈，渐闻革命事。1905年，张铁城加人“同盟会”之后，接着就介绍卢焘参加，两人一起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他们先在怀远(宜山)创办半夜算术科，后在罗城县开设竟化学堂。革命党人易麦秋、陈晓峰等纷纷应聘到学堂任教，宣传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1907年，孙中山和黄兴共谋在南方起义，卢焘和张铁城积极响应，在柳州以开办樟脑公司和富贵升旅馆作掩护，广泛联络各地反清同志，扩大队伍，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可惜，因他们从香港密运武器返柳州途中被查出，遭清政府下令通缉，致使起义未成。为躲避追捕，张铁城出走奉天，卢焘辗转到达昆明，欲继续革命。

几年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使卢焘深刻认识到:“赤手空言，哪能济事?非入新军和陆军学堂，密灌革命思想于同学而不为功。”1909年，卢焘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李云鹄、范石生等，共同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秘密传阅《洪秀全演义》等书籍，鼓舞同学们的革命勇气。1911年，卢焘于讲武堂毕业，正值武昌起义，云南响应独立，他在蔡锷部任独立大队队官，出兵援川，转战于沪州、重庆间，为促进四川独立贡献了一分力量。

1912年1月I日，中华民国建立。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次年10月，又爬上大总统的宝座。1914年，任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团副的卢焘，与团长王文华和其兄王伯群对袁的所作所为多有议论，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终究要恢复帝制，黄袍加身。他们认为，为应付突然事变，必须掌握武装力量，培训军事骨干。1915年4月，卢焘邀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等10余人相助，成立了新军模范营，卢任营长。是年12月，袁世凯果然当了皇帝。为挽救共和，反对复辟，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人民共同“戳此民贼”。护国军兴，人心大振。1916年1月，滇黔两省护国军誓师北伐。王文华为东路支队司令，出师湖南。卢焘任团长的第二团为东路左翼，进兵湖南漾头司，击溃北洋军第6师，攻克麻阳，迫使敌师长马继曾自杀。右翼吴传声团歼灭北洋军第一混成旅汪学谦部于洪江，自此黔军威名大振。

1917年7月，北京政府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毅然举起护法旗帜，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贵州通电拥护。卢焘时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奉命出师湘西辰州，与北洋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遇于桃源。冯玉祥虽为北军，但不愿与孙中山先生为敌，致信卢焘，提出希望免战，和平相处。卢复信相约“剿匪保商，安境息民”，为冯所采纳。从此，彼此通信往来3年，结为莫逆之交。当时，地方人士赞卢、冯为“陆抗羊祜”再见于今日。1920年10月，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去职赴沪，由卢焘代理总司令。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卢焘奉孙中山电令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不久，奉孙中山之命率兵出师广西，协助治乱。在桂林，他第一次晋谒孙中山，请示北伐事宜，共商讨逆大计。1923年2月，卢焘在广东协助范石生部向叛军陈炯明部进攻，迫使陈在滇桂军的合击下退出广州。其时他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干，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恰逢他的老母病故，他不得不以“家慈病笃，不敢应命”为由离开广州，息影于贵阳北门外“半日山庄”，在家守制。

此间，卢焘虽母孝在身，但仍不遗余力地从事对人民有益的事业。1924年10月，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在重庆准备兵分五路回黔，驱走滇军唐继虞(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兼省长)。为避免战祸，卢焘出面调停，日夜奔忙，促进袁祖铭和唐继虞达成协议，和平解决，使贵州免除一次战祸。及至周西成主黔时期，他又襄助致力于发展贵州的公路交通事业，亲自去桂粤聘请工程技术人员，从香港购买汽车，大力组织修建贵州境内的三条公路干线。经过两年努力，使其初具规模，为贵州的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共产党的事业，卢焘一直抱同情态度。1928年，朱德带部分起义部队由广东转战湘南，派王佐带信请卢焘与范石生联系，要范不要与红军为敌。卢焘接信后，即写信给范石生说:“大家同学，不必为敌也。”并希望范石生设法接济朱德军火物资。

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卢焘时常以岳飞的名言“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和“还我河山”等爱国爱民的事迹教育其子女，还用他当年参加“同盟会”的经历启发子女的民族热情和爱国思想。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时，他即将大洋一万元汇寄淞沪前线慰问19路军。1936年5、6月间，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起倒蒋运动，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鉴于日寇已侵占东北和华北，已显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为顾全抗日大局，卢焘即赴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三次会晤，劝说他们大敌当前，要以团结为重，共赴国难，如果一味同室操戈，祸起萧墙，必遭外侮。经他奔走调停，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向南京议和。同时，卢焘还组织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于广西南丹，以支持广西当局，形成逼蒋抗日之声势，并且通电冯玉祥、李烈钧、何应钦和程潜等人，呼吁和平。这些倡议和措施受到各方欢迎，南京派程潜、朱培德、居正三人飞往南宁议和，达成和平协议，一场厮杀被制止于萌发之时。1938年，为慰问抗日将士，卢焘还前往安徽正阳关、田家庵、合肥，河南信阳，江苏徐州等地，历时四个多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强烈愿望，坚持反共、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政策，卢煮对此非常愤慨，表示坚决不与豺狼为伍。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贵州反动当局制定了应变计划，成立所谓“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特聘卢焘为委员。次日，卢焘退回聘书，并在家中谈笑说:“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失掉民心，必亡。共产党得民心，必胜。如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府当局自身难保，何以保民?这是自欺欺人啊!”中秋节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部芷江工作组派侦察员化装成湖南商人到贵阳，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地下党联络员赵和璧两次密访卢焘，希望他出面联系地方人士，为解放贵州出力，他欣然表示接受。当时，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策划毁灭贵阳，并指派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实施。11月10日，国民党部队及其党政机关逃离贵阳，全城处于“真空”状态，顿时人心浮动，惶恐不安。面对此情此景，贵阳市多么希望有一个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治安组织，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持社会治安啊!在此关键时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宣告成立，公推众望所归的卢焘为主任。他任职后愉快地说:“我是迎新的来，除旧的去。”他整天奔走呼号，防御和抵制种种破坏活动。13日，刘伯龙逃跑途中折回贵阳，到治安委员会寻衅纠缠，指责卢焘等人不该搞治安委员会，并要卢焘马上筹集20万银元作为他的军饷。卢焘愤怒地说:“共产党还没有打到贵阳，政府搬走了，部队跑光了，贵阳不保，还要老百姓筹军饷，我们哪里去筹呢?”刘伯龙一无所获，恨之入骨。11月14日上午，刘伯龙借开会为名，将卢焘从家中挟持上车，行至贵阳二桥转弯塘时将其杀害。噩耗传出，全城为之震惊。贵阳解放后，全市各界人士和群众隆重举行了解放贵州死难烈士和卢焘的追悼会。哀悼卢焘的挽联、挽诗、唁电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朱德和李济深发来唁电，杨勇和苏振华等送了挽联，称道他:“为社会而牺牲，先生堪拜”，“起撑危局，功在筑城”。对卢焘的崇高品德和牺牲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深切的缅怀。

卢焘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他一生热爱祖国，支持进步事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贵阳解放前夕，他拒绝任国民党所聘“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却满腔热情地担任迎接解放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由于他和全市人民的努力，贵阳市的工商界资金没有外流;公职人员保护了档案和国家财产，等待解放，听候量才录用;贵阳市没有发生大的骚动和破坏。卢焘是有功于贵阳的解放事业的，人民将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