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有在时间的反复冲刷和人们的不断追思中才能展露其真实意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回顾跨越一个世纪的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之路，历数中国共产党坚守与发展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累累硕果，“中国奇迹”无疑是百年历程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映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色和真理光辉。澄明中国奇迹究竟“奇”在哪里，有何超乎想象之处，对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再攀高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

　　一、发展的奇迹：推动现代化的腾飞

　　记者：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奇迹”。尽管“中国奇迹”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但仍有不少人在较为模糊的意义上认识和使用这一概念。比如，有人认为所谓中国奇迹就是“中国特色”；也有人认为，中国奇迹就是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这些观点，您是怎样看待的呢?

　刘教授：我认为，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奇迹”的发展特征，但也表现出当前仍有不少人对“中国奇迹”的认识存在误区。首先，我觉得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与“中国奇迹”这两个概念。尽管“中国特色”与“中国奇迹”存在密切的因果联系和表里联结，但我们决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特色”指的是个体或群体特有的属性，表达的是某一事物异于他者的差异性特质，而“奇迹”则是行非常之举，结非常之果，表达的是不同寻常、超乎常人想象的独有创造。“特色”有可能创造出“奇迹”，而“奇迹”也必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特色”。“中国奇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凝铸的历史结晶，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因”，必然无法结出“中国奇迹”的“果”；反之，没有“中国奇迹”这一伟大成果，也就无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其次，我也不赞同将“中国奇迹”仅仅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准确理解“中国奇迹”的本真意蕴，必然要从其原初语义谈起。“中国奇迹”这一说法最初的确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用于形容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在20世纪末，国内一些经济学学者就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其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保持惊人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增长率与号称“东亚奇迹”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相比不相上下，理应冠以“中国奇迹”之名。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中国奇迹”带给人们最为直观和切实的感受，也是“中国奇迹”最具辨识度的成就，但“中国奇迹”绝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所有领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进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用“经济发展”描述中国社会所实现的全方位变革已显得相对片面。只有从整体的、动态的视角出发，诉诸“现代化的腾飞”这一表达才能更为精准地阐述与涵盖由经济跨越式发展牵引的全部领域的历史巨变。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被誉为最为瞩目的“奇迹”，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克服了起点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和人才短缺等一系列内在困境，冲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时间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其所遭遇的各种障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完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不可能的任务”。这种经济领域的“不可能的任务”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速、经济体量扩大两大方面。其一，经济长期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是同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不仅明显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超过了世界经济领域的霸主——美国。在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二，经济体量迅速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约3678.7亿元（世界排名第15位）增加到2018年的90万亿元左右（世界排名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低于2%上升至2018年的15%左右。从相关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在短短40多年里就实现了由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制造大国、工业大国的伟大转变，创下了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外汇储备余额、银行业规模等多个“世界第一”，书写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神话”。经济体量的剧增为中国扶贫事业的展开提供了物质保障，促使中国扶贫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1978年，中国有近7.7亿贫困人口，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2018年，中国贫困人口锐减至1660万，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7%，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盛赞了这一巨变，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之时，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先后陷入瓶颈：拉美国家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欧洲遭遇债务危机、美国爆发金融海啸……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困顿不前形成鲜明对比，有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显著优势，开拓了中国经济发展观的新维度。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维度，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准确把握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全体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能动性，逐步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目的论维度，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注重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内在缺陷，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精准捕捉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并设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刻形塑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样态，从而更加展现了“中国奇迹”的强大威力，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奇迹”最耀眼的光环，但经济领域发展的奇迹并不能囊括“中国奇迹”的全部领域和整体意义。如果仅仅依据“中国奇迹”缘起于经济发展的事实而将其等同于经济发展奇迹，只会陷入孤立、片面的认识误区，“中国奇迹”便难免沦为西方学者质疑的对象，甚至被污名化为“唯GDP”式发展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展开经济发展实践和总结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逐渐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针对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抽象同一性的界定与把握，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固有观点。社会生产力的革新、经济基础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持续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多个领域蓬勃发展，深刻革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将“中国奇迹”与经济发展划上等号，把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其他方面成就排除在外，则必然与中国社会及人民命运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实际相抵牾。中国学者理应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对这一概念提供新的诠释，以刻画出“中国奇迹”的真切样貌。只有从整体性、全局性视角出发，将“中国奇迹”归纳为“现代化的腾飞”，才能准确描述和概括这一变化的全面性、深刻性与人文性。“中国奇迹”所表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广阔的世界历史意蕴，以经济生产为基础的多领域全面发展，是对追逐人类解放事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现实回应。中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在发展理念和价值旨趣上根本超越了由资本逻辑掌控和宰制一切、以物的增殖取代人的自由发展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于冲破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固有观念和思维藩篱，构建“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形成多元共生的现代化发展历史格局，重塑“现实的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世界历史推进的内在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记者：也就是说，理解“中国奇迹”的现实成就应当冲破传统的单一经济学视阈，诉诸多维视角加以分析和透视？

　　刘教授：是的，“中国奇迹”这个概念在实际发展进程中早已超出单一经济学范畴。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基于多维度视角，从现代化的角度整体把握“中国奇迹”。现代化意味着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通往富裕、文明和幸福；实现现代化表现为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和建设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仅仅持续了40多年的时间，社会主义中国便取得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经数百年现代化进程所积累的经济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奇迹”并不仅仅指代经济领域的单一性发展，而是总体表征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协调的系统性进步和全局性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反映出“中国奇迹”的创造进程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特质的历史过程。“中国奇迹”发生的时间虽短，但其创造的历史却不是经济、社会或文化某单一领域的急促改革所形成的“无章堆砌”，而是处于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有序流动的整体生成之中。只有将“中国奇迹”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生成过程并与其整体关联起来，才能显现“中国奇迹”这一特殊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的真实意义，即其已拓展为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引擎，谱写了推动和引领科教文卫等各领域全面共进的现代化发展的宏伟史诗。

　　记者：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有所放缓，国外政界和学界从经济发展速度和体量的角度攻讦“中国奇迹”，由此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有没有”或者“算不算”一种“奇迹”的质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奇迹”或将走向终结？

　　刘教授：这个问题十分尖锐，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经济确实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恰恰说明“中国奇迹”正式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它不再以单一的经济高速增长为追求目标，而是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注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全面延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性构建，通过提升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方式来创造新的奇迹，体现出更为稳定的支撑和更加丰富的样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启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征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于抓住其主要方面，生产力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却发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变化，逐步演变为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之本质依据的主要方面。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能否满足人民对教育、文化、医疗、环境等方面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能否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维度需求将成为创造新时代“中国奇迹”的关键。理解“新时代”的“新常态”必须扬弃传统“唯经济论”的发展观，转而以整体性的现代化视角构想“中国奇迹”的现实与未来发展前景，揭示“中国奇迹”中更为多元的“传奇故事”。

　　二、稳定的奇迹：跨越新自由主义的陷阱

　　记者：若将改革开放前后进行比较，我们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切实深刻感知到现代化发展的“奇迹”。那么，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不是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内涵呢？

　　刘教授：当然不是。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固然是最易于感知的成就，但“中国奇迹”之所以令人惊叹，不仅在于其现代化脚步之“快”，更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之“稳”。现代化的“发展奇迹”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同等重要的“稳定奇迹”。如何维持发展的速度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历来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普遍性难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则以其对资本逻辑的驾驭和对新自由主义陷阱的跨越，创造了现代化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稳定奇迹”。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影响稳定发展的挑战？

　　刘教授：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现实境遇。世界现代化浪潮已经推进至第三批次，相比于在第一和第二批次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处于第三批次的国家面临的发展条件则相对不足，需要应对的问题也成倍增长。尽管第三批次国家在发展上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如能够利用先发国家的技术成果助推自身发展等，但也有学者指出，“后发优势”的另一面是“迟发效应”。这种“迟发效应”既表现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追赶压力，也表现为现代化目标的迷茫以及心理预期上的可能落差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迟发效应”的作用下，不少发展中国家无力应对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阶层分化、利益冲突、价值观转变等复杂问题，现代化进程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无法承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所释放的巨大冲击力，也加上西方现代化理论极力宣扬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可复制性”“先发性”特质，诱使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复制”的潜移默化中“拷贝”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最终陷入各种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失序状态。这一“观念复制”的消极效应也必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环境产生一定的冲击，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同样要在“快”与“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在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诸多国家看来，快速实现现代化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似乎难以兼得。根据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是一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风险是现代性与生俱来的“阴暗面”，现代化进程意味着各种风险的降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过一个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著名悖论：“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在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理想和现实条件之间的张力，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矛盾，都将在现代化进程中聚合释放，引发各种震荡。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印证了这些关于现代化风险的理论，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如“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新自由主义陷阱”等种种现实挑战。

　　中国奇迹之“奇”，在于其能够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稳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数百年的实践，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渐次出现于各发展阶段，这使得它们在应对问题时具备充足的缓冲和调适时间。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局限于本国地域范围内的资本空间，而是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开拓新的扩张范围，致使其现代性危机得到舒缓以保证生产力发展获得新鲜血液，进而拓宽“中心—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为现代化矛盾从中心向边缘输送转移创造了必要的缓冲空间。中国在遭遇并克服理论与现实发展的瓶颈中创造“奇迹”：一方面，中国利用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进程，这意味着数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极有可能压缩在几十年的周期内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中国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一般向边缘地区输出矛盾、转嫁危机，而是在平衡发展的速度与稳定中自主消解各种困境。“时—空”上的限制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严峻考验，而中国却依然能够在高速发展与相对稳定之间达到最大平衡，在全球范围内区域冲突频繁爆发、恐怖主义愈演愈烈、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世界性风险社会境遇中，妥善维持国内各领域的总体和谐与基本稳定，这一巨大成就本身就足以令世界瞩目。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多次提到“新自由主义”，并且使用了“新自由主义陷阱”一词。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奇迹”与跨越新自由主义陷阱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刘教授：好的，这正是我接下来要着力指出的。中国奇迹之“奇”，在于它能够洞悉并利用独特的制度安排以驾驭资本逻辑，跨越新自由主义布下的陷阱。中国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意识，因而能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逐渐认清资本主义支配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本质，揭露新自由主义把持全球经济运作形式的本真面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滥觞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在政治层面，新自由主义反对福利国家、主张消除工会组织，极力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塑造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唯一合法”的形式，掩盖自身为垄断金融资本服务的本质。新自由主义者打着“自由”“民主”等幌子，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便推行“普世价值”、密谋开展“和平演变”，试图建立一个同质化且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倡导将社会生产和交易置于一种无序的“自由”竞争，强调政府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源于资本逻辑极度扩张的本性，即它惯于从资本积累及其自由运行的本质出发理解世界各国经济的存在样态，主观悬设了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取向，这种经济发展观在目的导向上已然异化为资本统治的工具而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人本伦理。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进路中揭示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深层动因，旨在促使人们剥离资本制造的虚假表象而走进历史深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历史产物和时代形态，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行动主张表面上致力于营造坚持自由、平等原则的国际市场环境，实际上则是以参与主体的实力地位为依据进行自由裁量，进而导致主体之间的差距愈发悬殊，最终造成全球剩余价值的不平等分割。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环境下，新自由主义日益显露出其指导的现实生产都是为实现资本积累的逐利本性。

　　轻信新自由主义而带来的历史教训是惨痛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为典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迫不及待地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这些国家将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管控过多过死，以行政手段调动资源配置，忽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从以计划为主体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过于相信新自由主义的“画饼”，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要求全面否弃政府对市场的指导和干预，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盲目推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举措并未挽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反而使它们深陷过剩性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等泥淖。中国在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深刻洞察到新自由主义的具体行径及其对世界局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注重总结与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弊端和实践教训。在经济层面，新自由主义在扩张现代化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被剥削者的“贫困积累”，形成全球性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对立；在政治层面，资本逻辑宰制一切，所有制度设计都围绕“利润”旋转，所谓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粉饰统治的“幌子”。一旦个人或群体的现实权利与资本逻辑相抵触，人的权利就会被资本逐利的权力碾为碎末。新自由主义掩盖下的资本逻辑宰制不但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民族矛盾、区域冲突和宗教隔阂，制造了动乱频发的分化图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是依附于资本力量所建构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模式，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横行无忌，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支撑及其依附性的政治经济功能。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只有大型财团和少数富人凭借不加节制的市场扩张攫取了丰厚的利益，当资本俘获大量财富后如同潮水般抽身而退，无产者们便被无情地遗忘在“沙滩”之上。无论是拉丁美洲的动荡局势、发源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是世界范围内日益尖锐的贫富分化和不断拉大的南北发展差距，无不昭示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摒弃新自由主义的虚妄神话，找寻一种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

　　刘教授：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提供的“方案”，为我们承受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力，既驾驭资本逻辑又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提供了有力保障，确保中国始终以“蹄疾步稳”的姿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驰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人民主体利益为核心而展开顶层设计、进行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对“人”的认识集中表现为两大理论使命：一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现存的异化状态）进行批判分析；二是尽力彰显“人”的整体性存在。“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到各种异化力量的压抑，需要依靠贴合“人”本真存在的实践以促使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贯彻“人”的目标逻辑和实践性思维，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最高原则，建立起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团结安定与群众和睦友爱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治理实践中，历届中央领导反复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将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将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制度实行功效的根本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蕴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资本优先、利润为本等理念截然不同，它将“现实的人”的存在与自由发展作为终极诉求。这种尊重“人”的存在逻辑和遵循实践性思维的政治制度能够真正整合和协调群众的利益诉求，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切实保障作为主体的“人”的利益、尊严和价值，维护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促成了中国“稳定奇迹”的诞生。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平衡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克服了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而主动求新求变，并且决不轻信新自由主义关于彻底抛开宏观调控、竭力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谎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有效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认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循序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模式，将计划这一“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紧密结合：一方面，通过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隔绝的壁垒，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刺激和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以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原则，根据国内外局势对市场化程度进行周期性评估，及时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形式给予相应的调整和指导，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严防资本逻辑的扩张及其危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承认现代化世界的本质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性”和认识论上的“容错性”，既巧妙地汲取国外建设经验，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向作用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又通过科学的制度建设约束和规制资本逻辑，为资本逻辑的运作划定了严格的边界，避免经济发展因过度自由化而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漩涡，阻断了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崩溃和失控的可能性。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稳定就是“中国奇迹”显现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刘教授：是的。“稳定”是“中国奇迹”最为突出的政治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成“稳定奇迹”的必要前提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支撑和造就“稳定奇迹”，在于其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真实性。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和出发点曾是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共识，但只有中国以制度的形式不断予以确认并真正落到实处，在政治制度的实践探索中逐步实现了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升华，并将制度手段落实到新的发展目标和要求的实际中去。从人民的现实发展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双重维度出发的政治制度，为规避和化解社会主义建设内部风险和矛盾提供了制度上的坚强保障。第二，契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在扬弃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最能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因而也是最契合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发展需要的制度。第三，原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总体实现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有效化解了长期困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的“老大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理念和运行方式，为当前深陷新自由主义陷阱中的国家提供一种全新的破题思路和发展策略，即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有效保持现代化进程的稳定行进，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独创的“中国智慧”。

　　三、守正的奇迹：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

　　记者：您将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和“稳定”分别作为“中国奇迹”的显性和隐性成就，这主要还是针对当下的现实情况做出的提炼和总结。我们相信，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肯定还有更为高瞻的视野，对此，我们想听听刘教授的看法。

　　刘教授：关于这一问题，我确实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以为，准确把握“中国奇迹”的内涵，还需要站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将“中国奇迹”与社会主义实践及特定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如此方能展现“中国奇迹”所承载的世界历史意蕴，揭示其得以生成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奇迹”内蕴的精神动力，我称之为“守正”。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坚守，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坚守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坚守，使“中国奇迹”能够开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关键一笔。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奇迹”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键作用呢？

　　刘教授：“中国奇迹”的历史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历时性维度上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当苏联宣告解体之时，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呼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死亡”，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甚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试图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定位为人类文明的终点。但马克思主义并未走向失败、社会主义理想并未宣告破产。哈贝马斯、詹姆逊和德里达等学者都对诸如“历史终结论”视为谬论并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苏联模式”不过是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借由个案推导出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失败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解读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最终只会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执抨击。理论上的回击尤需实践上的呼应和支撑，这要求将现实挑战置于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之中进行考察。在人们质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的历史境遇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却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姿态强势崛起。高速的经济增长、稳定的政治生态，和谐的社会建设等瑰丽图景，使“中国奇迹”用鲜活的事实向世人昭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凸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在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中并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力量。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独创的发展模式作为其现代化道路的支撑，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则以“中国奇迹”的现实成就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希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低潮期，“中国奇迹”不仅从现实上回击了“历史终结论”，也成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声誉、重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士气”的关键例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记者：这里引出了一个人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东欧剧变”之后，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创造了现代化建设领域的伟大成就，从而确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为什么奇迹偏偏发生在中国？为什么出现的是“中国奇迹”？您能否谈谈其中的缘由？

　　刘教授：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能够帮助我们反思和总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能够在中国始终屹立不倒，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火种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星火燎原的深层根源。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自身发展模式的局限与弊病，并开启了多种尝试性的改革，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只是当时世界改革浪潮中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只有中国创造了“奇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始终保有“守正”的精神品格和理论品性，它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势下守住了自身特有的实践发展思维。剖析中国奇迹生成的精神因素，需要抓住“守正”这一关键词。“中国奇迹”所守的“正”，是中华民族崇尚进取和创新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守正”为“中国奇迹”的生成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中国奇迹”则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开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

　　其一，坚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不断学习和创新中追求超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和创新的民族之一。近代以来，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再到邓小平的“向资本主义学习”，中国人不断向日本、欧美和苏联等国借鉴先进经验，新时代的中国正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姿态向全世界学习。也正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奇迹”才能够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这种学习不是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而是在不断的学习中反思、突破和创新，并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鉴，大多数时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开创了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新境界：一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境界，逐渐意识到并突出了科技创新在提升全球生产力中的核心地位；二是丰富了现代化发展结构理论的新境界，为不同领域现代化的平衡发展问题制定整体性的协调策略；三是开辟中国和世界交流对话的新境界，推动中国高度参与的全球治理和优化整体开放布局之间的协同并进，从而在坚持不懈的求索中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奇迹”的开拓性创造决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构成威胁，而是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创造共同机遇。中国包容性吸纳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生产要素，提倡以合作协商的方式谋求不同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奇迹”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驾驭资本逻辑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范式，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其二，坚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变化的现实基础上调整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决策和把控方向的思想基础。历史屡屡证明，一旦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走上“弯道”甚至“岔路”。“中国奇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而这一伟大决策得以形成和贯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实事求是的路线、原则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求，以开放包容的宽广心胸和对立统一的辩证立场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动员令，秉持发展与创造相结合的现代化构建观念，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特有的自主性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的作用，即在中国人民独特的生存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发挥其自我超越性活动的创造性作用。中国在实现自我超越的同时，从创新的意义上突破现代化世界既有的成果基础，产生出具有超常性质的、体现中国人民这一特殊创造者本质和内容的成果。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针对性的调整、规划和部署，有效化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与矛盾，为“中国奇迹”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彰显出中国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活力和为人类发展谋取共同利益的“建构性”价值。

　　其三，坚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含糊。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对人类社会、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高度关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在学习资本主义成果时只能借用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成果，但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要求极具预见性，他敏锐地洞悉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特征，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准确地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当代世界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弘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智慧。当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和平演变”的侵蚀和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纷纷改旗易帜、倒向资本主义之时，中国人民却坚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和道路决定了前途和命运，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得到了丰厚的现实回馈。在激活市场活力、解放社会生产力之后，社会主义展现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重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声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加快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习近平同志在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来图景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将改革开放的道路进行到底，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到底，这就是“奇迹”能够生发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原因。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发展、稳定和守正是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奇迹”的三大关键词。那么，在采访进入尾声之际，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将如何定义“中国奇迹”，又将如何评价“中国奇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呢？

　　刘教授：好的。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中国奇迹”的内涵将随着现实发展而显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具体形态。“中国奇迹”在发展、稳定和守正三个层面的创造性表征与其内涵特征的显现相互证成，我本人倾向于从过往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出发，对“中国奇迹”进行多维透视以把握其内涵。就此而言，“中国奇迹”是中国人民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不断开拓创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从整体性视野来看，“中国奇迹”促成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境界，开辟了一条以追求和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比较性视野来看，它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克制和驾驭资本逻辑的政治制度；从历史性视野来看，它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谱写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发展新格局。

　　持之以恒的积累沉淀，使“中国奇迹”的影响不断超出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具有了更为普遍的世界意义。“中国奇迹”向世人昭示了中华民族的坚韧、勤劳、勇敢和创新的精神气质，展现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围剿，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磅礴伟力，树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典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激发了世界所有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深切思考：究竟是全盘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坚持走符合国家现实的自主发展道路？它表达了真正的平等、公平和正义诉求，创新性打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一页。“新时代”是“中国奇迹”延续自身辉煌的时代，历经百年峥嵘岁月的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接续奋斗，赢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大胜利。

　　专家简介：刘同舫，男，1966年生，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20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80多篇次；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1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6项，省部级项目11项，优秀等级结题6项，免于鉴定4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项，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1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